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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逝者，是生活的一部分
玛丽·肯尼迪是我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二世的妻子，他们的婚姻在两年前就出现了问题。我弟弟曾委托律师提出离婚申请，但直至今天玛丽自杀，婚姻关系仍未解除。
这确实是肯尼迪家族的又一悲剧。经常有人对我失去亲人表示同情：在世界舞台之上，面对这些悲剧，一定非常困难吧？我有一个女儿不愿意参加葬礼，即便是她所深爱的人的葬礼，她也不想参加。但我认为，葬礼这种祭奠方式是对生命的肯定。
我的名字“凯瑟琳”来自姑姑（肯尼迪家族次女，约翰·肯尼迪的妹妹），她在我出生的3年前，也就是1948年死于一次飞机失事。我其中一个弟弟的名字“约瑟夫”来自伯伯（肯尼迪家9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他和凯瑟琳姑姑的丈夫比利·哈廷顿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他们3个人离世时均不满30岁。
我的父母罗伯特（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和埃瑟尔经常会谈起他们。凯瑟琳姑姑活泼美丽，是个乐于奉献的人；约瑟夫伯伯聪明勇敢，身手敏捷。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但我们在周日的弥撒上，在每晚的祷告中，都会念着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祈祷。
回忆和纪念他们，已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谈复仇，只关注未来
我从很小就明白，死亡会带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勇敢者，无人可以幸免。
4岁那年，我的外公外婆也在一场飞机失事中丧生。这一次，死亡离我很近。我认识外公外婆，我曾坐在他们腿上撒娇。我亲眼看到妈妈是如何伤心欲绝的——爸爸抱着她上下楼梯，她伤心得几乎不能走路。
12岁那年，我的伯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刺杀，那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当时，我正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圣心女校上课，马哈尼院长跑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立刻赶回家，家里已经聚集了我父母的许多朋友。我家平时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此时却是一片寂静。
我上楼来到父母的房间，与我父亲的好友戴夫·哈克特谈了起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争取民权，反贫困，缔造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这些正是我伯伯的奋斗目标，他难道不是在为正义而战吗？他呼吁人们为国奉献，激励了全世界千百万年轻人。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受到保护？
伯伯下葬的那天，父亲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然而，他在信中传达的不是恐惧，不是愤怒，也不是痛苦。他不谈复仇，他关注的是未来：
亲爱的凯瑟琳：
你已经知道了，约翰伯伯去世了，今天下葬。你是肯尼迪家族第三代中年纪最大的孩子。你现在肩负着特别的责任，要多照顾约翰（我的堂弟）和约瑟夫（我的弟弟）。你要友善待人，为国效力。
爱你的爸爸
父亲身心交瘁，花了大量时间安慰伯母杰奎琳（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夫人），安排伯伯的葬礼，却在这时给我写信……想到这一点，我至今依然感动。
父亲认为他必须去
伯伯去世几年后，我的舅舅小乔治·斯考克尔以及我父亲最好的朋友迪恩·马卡姆死于飞机失事。9个月后，舅妈也被食物噎死，我的4个表兄妹一下子变成了孤儿，被送到他们的伯父伯母家生活。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父亲独自在房间里度过了许多个夜晚，潜心阅读古典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撰写的《希腊精神》，阅读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些书籍告诉他：我们不必粉饰死亡，不必回避痛苦、损失和恐惧。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的那一天，父亲正要赶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去做演讲，因为他当时正参加总统竞选。理查德·鲁格市长让他不要去做演讲，因为市区十分危险。
金博士遇害的噩耗传开之后，美国各个城市都弥漫着愤怒的绝望情绪，暴乱一触即发。但父亲认为他必须去。父亲那天的演讲至今依然能引起共鸣，他把竞选演说变为宣布遇刺消息和哀悼金博士的致辞，抚慰了许多黑人，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暴乱。
然而，两个月后，父亲却也不幸遇刺身亡。当时我16岁，是家里10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而母亲肚子里还怀着第11个孩子，到那年12月才出生。
我看得出，母亲努力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安排了丰富的家庭活动。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减轻可怕的丧亲之痛，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地纪念死者、照顾生者。
我内心有说不出的伤痛和恐慌。我找出父亲曾写给我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也许父亲早知道自己有这一天，他要我肩负起家庭责任，照顾好家族年幼的孩子们。
之后，我去了亚利桑那州拉夫罗克的纳瓦霍族印第安人保留地工作。我有一种责任感，要工作，要帮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
事实上，这是一种福气
家族的悲剧远未结束。1984年，我弟弟戴维死于吸毒过量。1997年，我的另一个弟弟迈克尔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滑雪事故。1999年，就在我妹妹罗丽举行婚礼之前，我的堂弟约翰（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独子）、他的妻子卡罗琳·贝塞特，以及他的妻妹都在飞机失事中身亡。
这些死亡事件中有许多对大家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它们甚至是公共记录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活着的家族成员来说，是一种福气——肯尼迪家族活在世人的心中。
我的祖父老约瑟夫·P·肯尼迪曾写过的一封信，是写给一位朋友的，这位朋友的儿子在脑部手术后去世了。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杰克：
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消除你的悲痛。悲痛永远无法消除，即便是第二次经历痛苦也不会比第一次感觉更容易承受。我知道我无法分担你的悲痛，因为也没人能分担我的悲痛。
一个孩子离开你的生活，你会想，如果他多活几年，他能够干出什么样的成绩；你会想自己将如何度过余生。
你永远也无法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你只能去经历这一切。
然后，有一天，由于生活还在继续，你会发现自己又融入了生活，又在尝试完成某事，完成某件孩子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或许，这才是生活的真谛。我希望如此。
约瑟夫
祖父在1969年去世前，亲眼目睹了很多亲人意外死亡，其中包括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他写给朋友的这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这让我想起我们家族的人常说的那句话：肯尼迪家族的人绝不哭泣，必须好好活着。
玛丽·肯尼迪是我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二世的妻子，他们的婚姻在两年前就出现了问题。我弟弟曾委托律师提出离婚申请，但直至今天玛丽自杀，婚姻关系仍未解除。
这确实是肯尼迪家族的又一悲剧。经常有人对我失去亲人表示同情：在世界舞台之上，面对这些悲剧，一定非常困难吧？我有一个女儿不愿意参加葬礼，即便是她所深爱的人的葬礼，她也不想参加。但我认为，葬礼这种祭奠方式是对生命的肯定。
我的名字“凯瑟琳”来自姑姑（肯尼迪家族次女，约翰·肯尼迪的妹妹），她在我出生的3年前，也就是1948年死于一次飞机失事。我其中一个弟弟的名字“约瑟夫”来自伯伯（肯尼迪家9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他和凯瑟琳姑姑的丈夫比利·哈廷顿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他们3个人离世时均不满30岁。
我的父母罗伯特（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和埃瑟尔经常会谈起他们。凯瑟琳姑姑活泼美丽，是个乐于奉献的人；约瑟夫伯伯聪明勇敢，身手敏捷。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但我们在周日的弥撒上，在每晚的祷告中，都会念着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祈祷。
回忆和纪念他们，已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谈复仇，只关注未来
我从很小就明白，死亡会带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勇敢者，无人可以幸免。
4岁那年，我的外公外婆也在一场飞机失事中丧生。这一次，死亡离我很近。我认识外公外婆，我曾坐在他们腿上撒娇。我亲眼看到妈妈是如何伤心欲绝的——爸爸抱着她上下楼梯，她伤心得几乎不能走路。
12岁那年，我的伯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刺杀，那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当时，我正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圣心女校上课，马哈尼院长跑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立刻赶回家，家里已经聚集了我父母的许多朋友。我家平时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此时却是一片寂静。
我上楼来到父母的房间，与我父亲的好友戴夫·哈克特谈了起来。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争取民权，反贫困，缔造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这些正是我伯伯的奋斗目标，他难道不是在为正义而战吗？他呼吁人们为国奉献，激励了全世界千百万年轻人。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受到保护？
伯伯下葬的那天，父亲给我写了一封短信。然而，他在信中传达的不是恐惧，不是愤怒，也不是痛苦。他不谈复仇，他关注的是未来：
亲爱的凯瑟琳：
你已经知道了，约翰伯伯去世了，今天下葬。你是肯尼迪家族第三代中年纪最大的孩子。你现在肩负着特别的责任，要多照顾约翰（我的堂弟）和约瑟夫（我的弟弟）。你要友善待人，为国效力。
爱你的爸爸
父亲身心交瘁，花了大量时间安慰伯母杰奎琳（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夫人），安排伯伯的葬礼，却在这时给我写信……想到这一点，我至今依然感动。
父亲认为他必须去
伯伯去世几年后，我的舅舅小乔治·斯考克尔以及我父亲最好的朋友迪恩·马卡姆死于飞机失事。9个月后，舅妈也被食物噎死，我的4个表兄妹一下子变成了孤儿，被送到他们的伯父伯母家生活。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父亲独自在房间里度过了许多个夜晚，潜心阅读古典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撰写的《希腊精神》，阅读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些书籍告诉他：我们不必粉饰死亡，不必回避痛苦、损失和恐惧。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的那一天，父亲正要赶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去做演讲，因为他当时正参加总统竞选。理查德·鲁格市长让他不要去做演讲，因为市区十分危险。
金博士遇害的噩耗传开之后，美国各个城市都弥漫着愤怒的绝望情绪，暴乱一触即发。但父亲认为他必须去。父亲那天的演讲至今依然能引起共鸣，他把竞选演说变为宣布遇刺消息和哀悼金博士的致辞，抚慰了许多黑人，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暴乱。
然而，两个月后，父亲却也不幸遇刺身亡。当时我16岁，是家里10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而母亲肚子里还怀着第11个孩子，到那年12月才出生。
我看得出，母亲努力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安排了丰富的家庭活动。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减轻可怕的丧亲之痛，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地纪念死者、照顾生者。
我内心有说不出的伤痛和恐慌。我找出父亲曾写给我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也许父亲早知道自己有这一天，他要我肩负起家庭责任，照顾好家族年幼的孩子们。
之后，我去了亚利桑那州拉夫罗克的纳瓦霍族印第安人保留地工作。我有一种责任感，要工作，要帮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
事实上，这是一种福气
家族的悲剧远未结束。1984年，我弟弟戴维死于吸毒过量。1997年，我的另一个弟弟迈克尔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滑雪事故。1999年，就在我妹妹罗丽举行婚礼之前，我的堂弟约翰（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独子）、他的妻子卡罗琳·贝塞特，以及他的妻妹都在飞机失事中身亡。
这些死亡事件中有许多对大家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它们甚至是公共记录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活着的家族成员来说，是一种福气——肯尼迪家族活在世人的心中。
我的祖父老约瑟夫·P·肯尼迪曾写过的一封信，是写给一位朋友的，这位朋友的儿子在脑部手术后去世了。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杰克：
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消除你的悲痛。悲痛永远无法消除，即便是第二次经历痛苦也不会比第一次感觉更容易承受。我知道我无法分担你的悲痛，因为也没人能分担我的悲痛。
一个孩子离开你的生活，你会想，如果他多活几年，他能够干出什么样的成绩；你会想自己将如何度过余生。
你永远也无法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你只能去经历这一切。
然后，有一天，由于生活还在继续，你会发现自己又融入了生活，又在尝试完成某事，完成某件孩子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或许，这才是生活的真谛。我希望如此。
约瑟夫
祖父在1969年去世前，亲眼目睹了很多亲人意外死亡，其中包括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他写给朋友的这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这让我想起我们家族的人常说的那句话：肯尼迪家族的人绝不哭泣，必须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