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对教育作出尖锐的批判。他把“救救孩子”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针对教育制度的弊病，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目的是建立一个由身体强壮、精神健康的国民组成的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他在《谋杀》一文中对学生的“恶性补习”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亦庄亦谐。读了此文联想起当下的教育状况，不禁有被“击一猛掌”的感觉，想不到海峡两岸中小学教育竟如此相像，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吗?
　　——王立根
　　
　　现在社会上最普遍也最严重的一个困扰，是中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恶性补习”，台湾一共有多少小学生，我们不知道，假定有五十万吧(请别在数目字上抬杠)，则至少这五十万可怜的孩子，和一百万孩子们可怜的父母，以及数不清的中小学堂可怜的教习，都为这个问题烦恼。我说“烦恼”，完全是圣人们学院派的手法，如果凭良心说真话，岂止烦恼而已，简直痛入骨髓，血泪俱下。举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吧，学堂是个了不起的学堂：但据我所知，他们的学生几乎一个星期只拉一次屎，不是孩子屁股倔强，硬不肯拉，而是我们陷于恶性补习的屠场，没有时间拉也。有一个朋友，她的孩子在该学堂读六年级，有一天一个人蹲在厕所啜泣，做母亲的问他干啥，他最初还保持男孩子的尊严，不肯实说，但后来肛门下血，才哭着供出他已一个星期没有大便矣，该孩子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灌肠才治愈的，做母亲的眼看儿子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真恨不得一头撞死。事被柏杨先生听到，拜托孩子在他班上代为打听。得到的结果是，全班同学一个星期不大便，乃是常事。
　　孩子们天不亮就起床啦，起床后潦潦草草吃上几口，就背着书包上学。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扒拉两碗，要一直等到夜幕深垂，路断人稀时，才踽踽而归。进得家门，书包一放，马上趴到桌上入睡矣，做娘亲的千唤百唤，把他唤醒，睡眼蒙咙中，咽一口饭，打一个盹儿，好容易吃完之后。用其枯干颤抖的小手，从书包中掏出一叠作业，就又伏到案上，一题一题地做。一面做一面嘱咐母亲曰：“妈，你看我瞌睡就叫我。”有时做娘亲的陪到半夜，看看孩子手握铅笔，小脸贴到书上，呼呼睡去，实不忍心叫，可是一会儿孩子醒来，就哭闹曰：“你为啥不叫我呀?”母亲曰：“我叫不醒呀!”孩子曰：“那你为啥不打我呀?”大概孩子也听说过“头悬梁，锥刺股”的古老故事，就找了一个圆规塞到娘亲手里曰：“我再打瞌睡，你就用它扎我。”而做娘亲的此时已哭成泪人儿矣。晚上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甚至要做到一点两点，才允许母亲拖上床。所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里，没有笑声，没有笑容，也没有应有的欢乐，而只有老爹的叹息，娘亲的愁容，和孩子们焦灼疲惫、瘦削如猴的小脸和皮包骨的身材。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早上放出去，被恶性补习百般蹂躏，天黑之后，才跌跌撞撞回家，而又一灯如豆，蓬发盖面。他哪有时间大便乎哉，孩子不扑到地上，七窍流血而死，已是祖宗有德啦。这不叫恶性补习，这叫慢性屠杀，痛夫。
　　我们以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绝不是跟中正国民小学堂过不去，如果有这种想法，出门就给汽车撞死。事实上台湾全省国民小学堂，除非他的校长不长进，教习又是木头，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如此这般，仅只一星期不拉屎有啥了不起，而是国民小学堂普遍地把孩子们蹂躏成一个小僵尸，压弯了孩子的脊椎(没有压断已经是“爱的教育”啦)，抽去了孩子的血。最使人捶胸痛心的，是恶性补习像铁锤一样，捶击着孩子的头，使他们昏昏沉沉，浑浑噩噩，轻焉者对读书产生畏惧，重焉者伤残终身。
　　吾友程国成先生，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堂的教习，曾沉痛地说，数学是一门最有趣、最引人入胜的功课(柏杨先生插嘴曰：这是自然学科教的说法，由柏老来看，数学这玩艺儿简直坑人不浅)，他的小女儿一向非常喜欢数学的，可是几年恶补下来，孩子每天晚上带回来一张长达丈余，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习题的课外作业，对数学遂由爱生怕矣，孩子有时候害病，在高烧中还喃喃着鸡兔同笼，盖“天长地久有时尽，作业绵绵无绝期”，哀哉!
　　恶性补习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言人人殊，“台湾省教育厅”不知道换了多少位“厅长”，每位厅长先生上台后都被恶性补习搞得手忙脚乱。对策不外两个，一日“尊口乱张”，发表谈话啦、发表文告啦、发动公文攻势、令饬知照啦、希望遵守法令啦、盼望拿出良心啦；这一式完全为对付报纸，以及向上级报销之用，一旦案发查问时，他就用来搪塞，效果等于一个屁。二日“杀鸡吓猴”，碰上几个倒霉的教习，申斥的申斥，解聘的解聘；义愤填膺，好像真的一样，以致官儿一旦莅临学堂，威力所及，全体大乱，藏书的藏书，藏笔的藏笔；此一招是为了堵小民的嘴之用，你瞧，俺已尽了力吧，其效果似乎比屁高一级。
　　柏杨先生之见，最妙的办法莫如“格杀勿论”，由“立法院”通过一条法律，凡是恶性补习的教习，一经发觉，立刻就地正法，看谁还敢恶性补习乎?但一位朋友揪着我的耳朵曰：“即令大家一齐立下了你阁下这种妙法，恶性补习也取消不了。不但取消不了，恐怕反而会转入地下，你就是天天带着警犬，提着机关枪满街乱跑都没有用，而且孩子将更为可怜。”君不见现在官方有令，国民小学堂教室都不准装灯乎?这种官儿也是柏杨先生的聪明脑筋，认为没有灯你们总不能补习了吧?再也料不到没有灯的结果，补习照旧，只不过成了黑暗补习，可怜的孩子在光线朦胧之中，把鼻尖贴到书本上纸头上，像看禁书一样地窃窃读之。两个月下来，一个个都成了近视眼，这近视眼随着官儿的查禁，而一天天加重。
　　
　　作者简介
　　柏杨，原名郭定生，后来改名为郭立邦，最后又自己改名叫郭衣洞。出生于河南省开封，籍贯为河南省辉县。不知道出生日期，最终被认可的生日是3月7日，以纪念1968年被捕入狱的日子。
　　一生念过很多个学校，但从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为上大学数次使用假学历证件，曾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这样一句话：
　　“柏杨的生平，在他呱呱坠地之日始，便构成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宗标准化的形象——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个小孤儿。”
　　1949年，到台湾。1953年，发表平生第一篇文章。l960年，开始以“柏杨”之名写作杂文专栏。
　　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后又被减为8年。1977年4月1日获释，实际被囚禁9年又26天。影响两岸中国人数十年的人物，人文大师，从1950到2004年，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五年专栏，十年史学写作，十年人权，有华人处，就流传着柏杨的作品。
　　1966年他在平原出版社任社长。他的妻子倪明华(诗人)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他负责该版《大力水手漫画》专栏。1968年1月l3日，因刊出一张漫画，内容是父子两人购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建立一个王国，并由父子两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触怒了台湾当局，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3月4日逮捕了他。这就是震惊当时台湾的“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身陷囹圄长达9年零26天，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的意志并不消沉，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1978年出狱后，台湾当局勒令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出狱后和女诗人张香华结婚。1979年，韩国邀请柏杨和张香华出席诗人大会，但台湾当局以政治犯不能出境为理由拒绝。
　　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柏杨也写了不少小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政治小说，主要有《辩的天花》、《天疆》、《异域》等；第二类是爱情小说，如《旷野》、《秘密》、《莎罗冷》等；第三类是反映现实的小说，如《怒航》、《挣扎》等，这类小说文笔犀利，深刻揭露台湾社会“人吃人”的本质。
　　2008年4月29日凌晨1时12分，柏杨因为肺炎在台湾逝世，享年89岁。
　　
　　本栏目责任编辑　陈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