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未知特许状》;《亨利一世特许状》;《男爵法案》;《大宪章》
　　《大宪章》是最为著名的宪法性文件之一，素为研究者所重。欧美《大宪章》研究路径概而有三，一者是宪政史研究，以史学界为主，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约翰·霍尔特（James Holt）和大卫·卡朋特（David Carpenter）是其代表。1二者是法律史研究，为法律人所专，弗里德里克·梅特兰（Frederic Maitland）、威廉·麦克奇尼（William McKechnie）和约翰·贝克（John Baker）相继有作品阐释。2三者是《大宪章》在全球影响之研究，为各国学者谙熟，尤以美国学者用力最大，如亚瑟·霍华德（Arthur Howard）和埃利斯·桑多兹（Ellis Sandoz）都有专论。3三派研究各有侧重，宪政史（政治史）研究者较为关注《大宪章》制定问题。
　　欧美学界对《大宪章》制定之研究，虽始自9世纪下半叶，但整体较为缓慢，未有全面细致综合之文章。首先是因为《大宪章》相关文本的出现具有偶然性。研究者只能讨论新发现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无法有后见之明地讨论该文本在《大宪章》制定中的角色。如法国史家特勒（A. Teulet）1863年就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未知特许状》，但英国史家朗德（J. H. Round）直到1893年才注意到该文件。1之后学者一直争论《未知特许状》的性质。朗德认为《未知特许状》是国王和北方人在1213年签订的协定。该观点为波威克（F. M. Powicke，1923年）和佩恩特（S. Painter，1949年）相继接受。2直到《未知特许状》发现100年后，学者才基本服膺霍尔特的研究，认为《未知特许状》是《男爵法案》（下简称《法案》）之前的草案。这种偶然性仍影响着当代《大宪章》研究，如加尔布雷斯（V. H. Galbraith）1976年发现的一份《大宪章》草案，3直到2015年才为卡朋特细致分析采用。
　　第二个原因是《大宪章》相关抄本数量巨大，难以区分。随着“《大宪章》计划”（Magna Carta Project）的发展，仅《大宪章》抄本就已经超过100份。其中1215年《大宪章》超过30份，1216年《大宪章》4份，1217年《大宪章》10份，1225年《大宪章》30份。而且还有20份1217年《大宪章》和1225年《大宪章》的混合抄本。爱德华一世的两次确认提供了超过30份的《大宪章》抄本。4研究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区分《大宪章》的正本、抄本以及其中的草案，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研究《大宪章》的制定。
　　第三个原因是欧美学界不同的研究路径各领风骚。在麦克奇尼为权威的20世纪上半叶，法律史家不擅长文本考证，对《大宪章》制定研究难以深入。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为霍尔特改变。不过霍尔特更关注整理后的史料，很少研究手稿。近来英国学界对《大宪章》文本頗有发掘。卡朋特依托“《大宪章》计划”，细致考辨了《大宪章》的抄本和草案。克莱尔·布里（Claire Breay）和朱利安·哈里森（Julian Harrison）主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