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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挑战或考验。应对变局、突破困局、化解危局，需要破局智慧。邓小平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政治经验，具有高超的破局智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遗留难题堆积成山。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必须从思想层面解决问题，思想不解放，什么事都不敢想更不敢干。
因而，他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住“两个凡是”不放，从1977年4月给中央写信到1978年5月给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同志明确说“两个凡是”不对;从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7月份找中央党校负责人、中宣部负责人谈话，再到9月去东北考察一路走、一路讲，“四处点火”，鼓励各地干部解放思想，要以发展生产力为重。
正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动下、支持下、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顶住压力真正开展了起来，进而形成解放思想的时代大潮，结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和转移工作重心的累累硕果，一举摆脱困局。抓关键、抓重点，是邓小平破局智慧的鲜明特点。比如他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关键所在，非常符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定位。
邓小平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在邓小平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概念后，对于中国能否如期实现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到200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在国内还是有些看法的。
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2月，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进行调研。在了解这几个地方实际发展情况后，他的心里有了底。3月2日，邓小平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很大。正是这次浙沪之行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
当时，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发展也遇到了困难，有的人写材料把经济特区与旧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一时特区发展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在此关头，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对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考察。在考察中，他透过各地热火朝天干事业的场景、震撼人心的口号，看到了发展的大势、看清了主流，欣然为珠海、深圳题了词。2月24日，邓小平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了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从此，对外开放事业成功破局，迈开大步，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为之一新，也极大带动了内地的发展。
事实最有说服力。有时工作遇到困难，推动不下去，就要用事实来推着人们向前走。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时候改革决策遭遇执行难的问题，也多次遭遇新生事物出现了怎么办的难题。邓小平的办法是“允许看”，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教育人。
由各地农民自发包产到户引发的农村大变革就曾遇到问题。有的省份、有的地区，对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观望态度甚至出现抵触心理。怎么办？中央并没有强推，一方面开会研讨，一方面采取了用事实教育干部群众的做法。
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重要谈话时就说过，经济特区问题，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还谈道“允许看，但要坚决的试”。“允许看”的方法论就是让事实说话，让实际来改变人、教育人。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其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比如个体经济的兴起、市场行为的规模出现等。有的地方对此拿捏不准，政策实施左右为难，可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采取“允许看”、让事实说话的方法，推动了改革开放前行。
有时变局的出现、困局的形成，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是和我们有联系的个体出了问题。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是世界大格局中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会受到国际大变局的影响。
东欧局势刚出现动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就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抓住解决国际国内互动性问题的要害。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我们从容应对了国际变局、化解了国内忧虑，维护了国家利益，也发展了双边多边关系。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大局叠加互动的新时代，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困局或危局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在困局中实现突围，在危局中发现机遇，有时需要瞻前顾后、更需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邓小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常常带有统筹兼顾的强烈意识。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两个大局”再到处理美苏关系等等，都是如此。
在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统筹兼顾提出思路。针对社会治安形势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他还谈道，“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了，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邓小平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设想，着力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虑并有节奏推进和苏联关系“正常化”问题期间，非常注意同美国的沟通，关注关照美国的关切。此事自始至终邓小平都亲自参与、亲自决策。正因处理好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把握好了彼此关切，才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摘自《学习时报》）
抓住决定性环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遗留难题堆积成山。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必须从思想层面解决问题，思想不解放，什么事都不敢想更不敢干。
因而，他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住“两个凡是”不放，从1977年4月给中央写信到1978年5月给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同志明确说“两个凡是”不对;从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7月份找中央党校负责人、中宣部负责人谈话，再到9月去东北考察一路走、一路讲，“四处点火”，鼓励各地干部解放思想，要以发展生产力为重。
正是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动下、支持下、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顶住压力真正开展了起来，进而形成解放思想的时代大潮，结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和转移工作重心的累累硕果，一举摆脱困局。抓关键、抓重点，是邓小平破局智慧的鲜明特点。比如他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抓住了事物发展的关键所在，非常符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定位。
走一走，看一看
邓小平经常下去调查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在邓小平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概念后，对于中国能否如期实现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到200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在国内还是有些看法的。
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2月，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进行调研。在了解这几个地方实际发展情况后，他的心里有了底。3月2日，邓小平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看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很大。正是这次浙沪之行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
当时，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发展也遇到了困难，有的人写材料把经济特区与旧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一时特区发展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在此关头，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1984年1月下旬邓小平对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考察。在考察中，他透过各地热火朝天干事业的场景、震撼人心的口号，看到了发展的大势、看清了主流，欣然为珠海、深圳题了词。2月24日，邓小平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了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从此，对外开放事业成功破局，迈开大步，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为之一新，也极大带动了内地的发展。
用事实说话
事实最有说服力。有时工作遇到困难，推动不下去，就要用事实来推着人们向前走。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时候改革决策遭遇执行难的问题，也多次遭遇新生事物出现了怎么办的难题。邓小平的办法是“允许看”，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教育人。
由各地农民自发包产到户引发的农村大变革就曾遇到问题。有的省份、有的地区，对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观望态度甚至出现抵触心理。怎么办？中央并没有强推，一方面开会研讨，一方面采取了用事实教育干部群众的做法。
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重要谈话时就说过，经济特区问题，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还谈道“允许看，但要坚决的试”。“允许看”的方法论就是让事实说话，让实际来改变人、教育人。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其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比如个体经济的兴起、市场行为的规模出现等。有的地方对此拿捏不准，政策实施左右为难，可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采取“允许看”、让事实说话的方法，推动了改革开放前行。
做好自己的事
有时变局的出现、困局的形成，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是和我们有联系的个体出了问题。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是世界大格局中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会受到国际大变局的影响。
东欧局势刚出现动荡，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就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抓住解决国际国内互动性问题的要害。
按照邓小平的思路，我们从容应对了国际变局、化解了国内忧虑，维护了国家利益，也发展了双边多边关系。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大局叠加互动的新时代，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统筹兼顾
困局或危局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在困局中实现突围，在危局中发现机遇，有时需要瞻前顾后、更需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是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邓小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常常带有统筹兼顾的强烈意识。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两个大局”再到处理美苏关系等等，都是如此。
在中国推动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统筹兼顾提出思路。针对社会治安形势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他还谈道，“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了，中西部地区发展较慢，邓小平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设想，着力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虑并有节奏推进和苏联关系“正常化”问题期间，非常注意同美国的沟通，关注关照美国的关切。此事自始至终邓小平都亲自参与、亲自决策。正因处理好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把握好了彼此关切，才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