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雷雨》同朴园性格中的人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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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雷雨》主人公周朴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艺术形象,曹禺对他的成功塑造是对那种模式化、单一化人物性格塑造的反叛。周朴园身上,既有残忍冷酷的“兽性”,也有丰富内在的“人性”。解析周朴园性格中忏悔的形成,人性的回归的艰难过程,对于准确把握这一艺术形象的复杂性、多样性、独特性是极为重要的。
  【关键词】《雷雨》 人物 周朴园 人性回归
  
  周朴园在《雷雨》中是自私、虚伪、专横、残酷、阴险等性格的化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艺术形象。过去,研究工作者对他大都采取否定的态度,学术界也受时风影响,存在“对号入座”的主观主义倾向,对于作者的原创意图只作了形而上的片面理解,忽视了人物形象复杂性、多样性、独特性的关照。本文着重对周朴园这个人物性格嬗变中的人性回归予以探讨。
  
  一、作者受“基督精神”影响是塑造周朴园人性回归的潜因
  
  《雷雨》剧中作者曹禺没有给周朴园安排一个“死”的结局,曾使许多人无法接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追溯作者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所受基督教义《圣经》影响的因素。他曾说:“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吧?”“当时的我是有闲工夫的。我觉得宗教挺有意思,但对佛教不感兴趣,大约他太出世了。……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对巴赫的宗教音乐也有过接触。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就非常想看看复活节是怎么回事,也想看看大弥撒的仪式。”“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
  曹禺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但他从少年时代的对《圣经》感兴趣,到青年时代的希望从他那里寻找生活之路,基督教精神实际上已在他的思想深层,埋下了潜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他创作《雷雨》时,就被充分表现出来。当时的曹禺,还只是个二十五岁的朝气青年,但他所面对着的社会生活,却是五光十色、扑朔迷离的。他不满现实的黑暗,痛恨阶级压迫,认为“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的活着”;但现实生活的人,又都被卷入“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的漩涡之中:他预感到在这种斗争的背后有一种神奇的“主宰”力量,可又“没有能力来形容他的真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虽然,他也曾经“间接地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可是,读不懂就放下了。”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觉,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而理论修养的不足,又使他无法解答人生之谜。困顿、迷惘、朦胧、惆怅的矛盾心理,自然而然地把他的视线引向早已熟悉的《圣经》试图从宗教中去寻求大千世界的真谛。《旧约·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这同作者的主观意图吻合。
  周朴园这一形象的成功所在,就是他的形象内涵的复杂性、多变性。这样一个形象被肯定的原因,一方面他的成功塑造,是对那种模式化、单一化人物性格塑造的反叛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周朴园既是“大家庭罪恶”的直接制造者,也是周、鲁两家悲剧的受害者:他既是剥削者、压迫者的化身,也是丈夫、父亲的实体。在他身上,既有残忍冷酷的“兽性”,也有丰富内在的“人性”。这种复杂成分的交融组合,构成他性格中的多元矛盾运动。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些矛盾也不断分化,最后是人性战胜了兽性,人物的灵魂也由“邪恶”走向“忏悔”。
  
  二、剧情展开中周朴园“人性”回归和“忏悔”意识得以外化
  
  (一)人物出场时周朴园“冷酷”外表下包裹着半生的“忏悔”。
  全剧的正剧总共四幕,周朴园出场三次(第一、二、四幕)。他的第一次出场,恰好繁漪、周萍、周冲三人在一起,在妻儿面前,他的威严、专横给人一个深刻印象。
  在介绍人物入场时,作者对他这样的描述——
  “……他约莫有五十上下,鬓发已经斑白,带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对沉鸷的眼在底下闪烁着。象一切起家立业的人物,他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峻厉。……他有些胖,背巍巍地佝偻,腮肉松弛地垂下来。眼眶下陷,眸子却闪闪的放着光彩。他的脸带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上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是和倔强。……”
  这寥寥几笔,就把周朴园的形象非常鲜明地勾勒出来了。专横、自是和倔强,确是周朴园性格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
  作者在安排周朴园与读者、观众见面,是颇具匠心的。周朴园出场之前,繁漪和周萍本来正在客厅里进行着一番微妙的口角,周冲虽然不懂得他们话中的含意,但也感觉到了谈们之间的不协调,表示很不愿意听他们这样谈话。所以在这三个人之间,空气是很不平静的。特别是繁漪和周萍之间,更在进行真一场激烈的心对心的战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书房门打开了,周朴园出现在门口。客厅里的这三个人就立刻变得肃静。周朴园缓缓的踱过来,兄弟两人异口同声的喊着“爸”,周冲并且问了一句:“客人走了?”做父亲的对儿子热情而恭敬的招呼,只稍微点了一下头,却转过来用如下的问话招呼了他回来后才第一次见面的妻子繁漪:“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完全好了吗?”这虽然显示出他对于繁漪的关切,但口吻远不是很热情的。接着,在他用同样缺乏热情的“还好”二字回答了繁漪对他的问候以后,就要繁漪回到楼上去。他是这样说的:“你应当在到楼上去休息。”可以听得出他这话的意思他并不是怕繁漪在楼下待久了累,才劝他上去休息一会,而是认为他根本不应该下楼来。他的逼人的威严,他的专横、冷酷,在他初出场的一刹那间,就充分表现出来了。而紧接着来的是他翻眼对周冲的斥责——“你知道社会是什么?你读过几本关于社会经济的书?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我自命比你这种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我认为你这次说话说得太多了。”
  在《雷雨》第一幕中,对繁漪威逼(强逼她吃药),更把他这种专横、冷酷的性格刻画得形完神足,淋漓尽致,同时,也激化了全剧的矛盾,集中体现了周朴园那“冷酷”的尊严。
  第二次出场,是第二幕中周繁漪告诉鲁侍萍因周冲爱上了鲁四凤事儿的当口,周朴园从书房上,赶走了周繁漪上楼让克大夫看病。作者巧妙地安排了鲁侍萍与周朴园三十多年后的再次邂逅。在鲁侍萍“很自然地走到窗前,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的时候,周朴园“看她关好窗门,忽然觉得她很奇怪”,他首先反映出了三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的一个熟悉的动态身影,他第一个试探地发问验明正身,打听三十多年前在无锡发生的一件很出名的人命大事。周朴园的“你贵姓?”、“哦!”“哦”、“你姓什么?”、“你可以打 听得她的坟在哪儿么?”“嗯,——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等语态表现出他对三十多年前所犯罪恶的悔悟。“痛苦”、“汗涔涔地”、“喘出一口气,沉思地”、“怎么?”、“惊愕”神态表现出对自己罪恶经历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敬畏感的出现。
  剧情发展在此处周朴园的忏悔意识虽然显现,但灵魂仍然被伪善、奸诈、冷酷所主宰。当鲁侍萍承认自己就是要找的三十年前的梅侍萍时,周朴园仅有的人性意识苗头顿时被伪善、奸诈、冷酷的性格所湮灭——“(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与此同时,也看出了周朴园内心对自己所犯罪恶事实的高度敏感和强烈的恐惧。
  第三次出场,是第四幕中周公馆客厅,周朴园在半生忏悔的驱动下,交代仆人寄钱给乡下的鲁侍萍以后,遇周冲回客厅找母亲,并带着慈爱主动与周冲说话,试图恢复与孩子间的亲情,但得到的是失望的。最终,只有拿着相片仍沉浸在对三十年前梅侍萍的美好回忆之中。
  (二)矛盾冲突中周朴园内心“兽性”与“人性”地激烈交锋。
  1、周朴园与鲁大海的矛盾冲突,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矛盾对立的焦点,也是被忏悔的意识交替作用下周朴园人性嬗变的节点。
  在第二幕的前面周朴园已从侍萍口中知道了他和鲁大海之间的血缘关系,所以,尽管鲁大海对他谩骂诅咒,在他的心中引起极其复杂的反映,但他的行为举止却很有节制性。一方面,作为阶级的对立面,他憎恨气恼对方,下令开除鲁大海的工职:但另一方面,作为父亲,他对儿子的变化又深感痛心和内疚。因此,当他亲睹了周萍对鲁大海大打出手的兄弟相煎场面后,感情再也难以控制,厉声喝道:“不许打人!”并斥责周萍“你太莽撞了!”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周朴园的“人性”并未完全泯灭,他的灵魂经受着良心和道义的拷问。周朴园虽然没有原谅鲁大海的罢工行为,可是却为自己未尽到父亲的责任而后悔莫及。当周鲁两家的悲剧发生以后,仆人报告鲁大海跑了,他立即命令仆人去追,并哀伤地说:“我丢了一个儿子(指周冲被电死),不能再丢第二个了。”后来,他为了寻找鲁大海的下落,又付出了整整十年的代价。所以,笔者认为:鲁大海与周朴园之间的对立冲突,既是对周朴园一生罪孽的一种无情报应,也是促使他走上忏悔赎罪道路的催化剂。
  2、周朴园在处理繁漪与鲁侍萍情感纠葛和矛盾冲突时反映出他性格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尤其是在对待鲁侍萍时表现了他的赎罪心理,忏悔意识得以物化。
  繁漪是个开放性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她渴望自由幸福,追求个性解放,热情而开朗:侍萍则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淑静、温柔、勤劳、善良,在她的身上凝结着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同时,也使人们看到我们民族古老文化的积淀。周朴园则介乎两者之间,资本主义世界的金钱铜臭气味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结为一体。在家庭观念上,主宰他思想的恰好又是传统的伦理观念:因此周朴园在处理繁漪与侍萍的关系上,“抑”与“扬”是明显不同的。
  他不喜欢繁漪的个性冲动欲。压制她内心熊熊燃烧的情火,造成她性格的畸形发展,使繁漪最终走向乱伦的罪恶之渊,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别人。促使周朴园对繁漪产生这般铁石心肠的真实原因,又是他与侍萍之间昔日纯真的爱情。他曾真心的爱过侍萍与她结合生下两个儿子,一同享受过天伦之乐。但后来由于以周老太太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势力的极力反对和他自己的私心作怪,在“情”与“利”的天平上,他终于出卖了自己的良心:赶走了侍萍,迎进有钱人家的小姐。从此,便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特别是它与繁漪结合以后,繁漪的冲动、奔放与侍萍的温存、顺从形成了鲜明的比较,更使他产生了“新人不如故”之感。所以,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侍萍用过的东西,遵守着侍萍在时的某些习惯(如关窗子等)。周朴园还把侍萍的照片摆在柜子上,经常独自一人坐在屋里,回忆过去,闭门反省,在内心世界中,想再造一个侍萍的形象。这些心理举动,都是周朴园忏悔意识的物化表现。可是,当并没有“死”的侍萍,又突然出现在面前时,周朴园的内心失去了平衡。时而恐惧地试探,时而暴露地责问,时而又温和地忆旧。他的目的,无非是要赶走现实中的“这个”侍萍,维护现有家庭的正常秩序;同时,他又感到内疚,拿出巨款供侍萍养老(虽然侍萍当面撕毁周朴园给她的伍仟元钱支票,但事后周朴园仍派人给她济南汇去两万元)。金钱固然难以赎罪。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忏悔赎罪心理。这也正是他性格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一面。
  (三)剧情高潮和结尾处周朴园“人性”得到了回归。
  在繁漪的逼迫之下他的精神面貌已完全变了,他只好说出周鲁两家血缘关系的真相,导致了一场惨不忍睹的悲剧发生。此时的周朴园,悲伤哀鸣的心理有取代了恐惧感,失落的人性完全复归。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序幕”与“尾声”中对周朴园的最后交待。悲剧发生过后十年的一个腊月三十晚上,周朴园来到教堂医院(原来的周公馆)。看望疯了的侍萍和繁漪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二位苍白的老年人走来,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进门脱下帽子,头发斑白眼睛深沉而忧郁,他的下颏有苍白的短须,脸上满是皱纹。……手有些颤抖……衰弱地咳嗽两声。”(序幕)
  “老妇(疯了的侍萍)至窗前,慢吞吞地拉开帷幕,痴呆地望着窗外。
  老翁(周朴园)绝望地转过头,望着炉中的火光,外面忽尔闹着小孩们的欢笑声,同足步声。”
  ……
  “老翁又望一望立在床前的老妇人,转身坐在炉旁的圈椅上,呆呆地望着火,这时姑乙(教堂修女)坐左边长沙发上,拿着一本《圣经》来读。”(尾声)
  首先,从外观上看,周朴园前后的变化判若两人。那双时常放出“冷峻的目光”的“沉鸷的眼”,已变得“沉静而忧郁”:“昔日的丰采”,也被颓唐所代替。与其说这是岁月催老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内心沉重负担压迫的结果:留给人的印象,也不再是个令人憎恶的“暴君”,而是一个凄楚的可怜老人。其次,教堂外面的节日景象和孩子们的欢闹声,与他的失子疯妻之痛,形成鲜明的对照,猛烈的冲击着他那孤独寂寞的心灵,增加了全剧的悲剧效果。再者,他面对着疯了的侍萍,修女在一旁读《圣经》内心在忏悔、反省,精神上接收着宗教洗礼。
  我们把全剧的结构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作者的精心构思便一目了然;序幕——忏悔意识,正剧——矛盾展开,尾声——忏悔意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圈;而周朴园的性格的演进和嬗变历程,又集中的体现了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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