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地位最接近白居易。但他有两件事，自以为终身之憾，一个是喝不了酒，一个是下不好棋
　　北宋人最重白居易。在他们看来，国风古奥，乐府平直，屈原愤怒，魏晋感激，有唐一代，李白诗才虽高，为人颇有可议，而且故为高远之辞，不近人情，杜甫太老实，每有屡空之忧，又煞风景，其余或诗或人，或出或处，总有不如意的地方，要说完美，只有一个白居易了。
　　北宋文人不只推崇白居易的诗，他们真心实意地模仿他的性格和生活。比如白居易七十四岁时，曾在洛阳办七老之会，一时佳话，北宋人纷纷效法，四老五老，七老八老，至于十三老，层出不穷。甚至年纪还轻，就等不及了，先把雅事做了再说，欧阳修初预八老之会，就只有二十五岁。
　　什么是文人的理想经历?第一要正途出身，且不要太迟，如果四五十岁还下科场，岂不快要和子侄辈同年了?第二，词臣和地方官都要做过。翰林院最是清要，不能不去，而又不能久驻，以免穷死。地方官也要做一做，写起忧怜民瘼的诗文来，才有话可说。第三，要被贬斥过，可落下直言的名声，最好是贬到既荒僻又有山水之胜的地方，悲则猿泣虎啸，喜则竹舞松蹈，再在病中写些信，必可传世。第四，既不能豁出脸来捞钱，又不能坐食清俸，连个园子也造不起。所有的雅好，都得钱来支撑，与其贫而乐，不如富而好礼。第五要长寿，长寿是对德行的报酬，但凡挣扎到七八十岁，都是德行圆满之人。
　　白居易是十全之人。他的被贬江州，说起来莫名其妙。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刺杀，白居易上了一道奉章，要求缉凶。这本是一时公议，但白居易是宫官，按规矩不能议论朝政，便有人趁机罗织了一些罪名，把他从朝中赶掉。这事很冤枉，自然人人要同情他。白居易到江州，刺史亲率僚属，出城相迎，那是极看重他的名声了。
　　白居易平生最杰出的诗文，有一半是在江州作的，包括不朽的《琵琶行》和《与元九书》。他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自己的幸运，说：
　　“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迪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
　　他的话说得谦虚，其实他的诗才，不让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他又说自己的诗篇，如何令小人失色，权贵扼腕，如何万人传诵，“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这又说得骄傲了，而他有理由骄傲。自古文章为小道，到白居易这里，一种新的态度成熟了。对他来说，诗就是道，就是信心，就是归宿，用不着什么修齐治平。士人的使命，一直是治国安民，如不遵行这正道，便叫背离，虽然风雅，毕竟不是常规。而唐宋以后，文人与政治，可离可即，清则濯缨，浊则濯足，是谓从容，因为多了一条路。对那些诗才不及白居易万一的人来说，指望诗文名身，是没谱的事，不过信徒不必皆为圣徒，有信心就可以了。
　　从容，是宋人最佩服白居易的地方。白居易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是不离不即，不陷不溺，比如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绝不会让同情心把自己弄到狼狈的地步。中古士人有三种精神解释，儒道禅，可以利用，对白居易来说，三者何为表里，何为体用，我们完全分辨不清，有时自以为捉到了他的根本，略一思量，又觉不是。看来白居易是自成一种境界，难怪后世有人奉他为文人之宗。
　　作为一个类似教团的组织，文人有自己的仪式。宋人当中，苏轼的地位最接近白居易，但他有两件事，自以为终身之憾，一个是喝不了酒，一个是下不好棋。这就比不上白居易了，白居易是仪式的集成者，赏花，看石，饮酒，喝茶，听琴，下棋，样样皆通。“先务身安闲，次要心安适”，至于诗歌，那就看才能了。白居易的诗才，无可争议。有人说他的诗俗，其实俗务诗化之后，诗歌就是再通俗些，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