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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2日，我们的父亲阎又文代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翘首以待的中外记者们，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国共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协议”，这座历史名城的命运将不再通过流血战争的方式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这座文化古城将得以保全，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实现了。
众所周知，父亲是傅作义的少将秘书，同时兼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和总部发言人，是傅身边的重要幕僚，也是其最信任的人之一。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他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由于父亲的双重身份和与傅作义的特殊关系，即使解放后，他的真实身份也长期没有得到公开。其后父亲曾先后在多处军、政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但一直以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和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直到他去世35年后的1997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父亲的真实身份和有关历史才第一次公诸于世。
投笔从戎，抗击日军
1914年7月6日，父亲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的他，先后就读于郑村小学、运城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太原并州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们的器重。在多位老师的资助下，父亲于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
山西大学始创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成立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一向以学术领先、思想进步著称。在大学期间，由于接触了马列主义著作和新思想，父亲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运动。1934年，父亲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外语文协会”。“中外语文协会”是由山西大学教授温健公、邢西萍（徐冰）、张友渔、杜任之及周北峰等主持，从事购买、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反帝反封，抗日救亡等活动的学术组织。其中，邢西萍、张友渔、杜任之都是资深的中共党员，其中张友渔和杜任之均系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邢西萍则是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他们以教授为职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在该学会任干事并在学会创办的《中外论坛》月刊中担任编辑，同时在其所开的“中外书店”任副经理。
在此期间父亲阅读并翻译了大量中外进步书籍，撰写发表了多篇进步文章。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父亲曾撰文支持，并积极参加了太原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1936年，他们接待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并在《中外论坛》发表了她的文章，结果遭到了阎锡山的封刊。同年红军东渡黄河后，阎锡山在太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并到山西大学搜查，父亲躲到友人家中才逃过一劫。三年多的革命活动更加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
1937年，正是父亲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父亲在太原听了彭雪枫、薄一波、程子华等人的报告，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父亲辗转到达延安后，接受了邢西萍的建议，在晋西北参加了傅作义将军的抗日部队。其时，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傅作义将军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关系很好。而且继父亲之后，应傅的请求，延安又数次选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从“抗大”“陕公”毕业的学员到傅部工作。那时，延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傅作义将军抗战，加强傅部的政治工作，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底，傅任北路军总司令兼三十五军军长，驻守在晋西北地区，父亲进入傅的军政干校学习。因父亲是山西大学的毕业生，成绩优秀，表现出众，毕业后就留校任政治教官，后被派往傅的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任团政治主任。
1938年9月，父亲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处事干练，很快得到傅的赏识和重用。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将父亲调任其私人秘书，同时任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促进军令、政令的贯彻实行。父亲通过各级政工人员以及傅的机关报刊和基层连队建立的“奋斗室”，大力宣传傅所提出的各项规章和要求（如“四为”“四有”“四要”和五个一致的要求），并加以诠释和发挥，号召全体官兵坚决贯彻执行；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和英勇抗战的精神，以此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及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合作，为后来傅作义部队在抗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当局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高层的压力下，傅作义不得不将已公开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中共党组织来不及妥善安排，与父亲失去联系。与党失去联系后，父亲仍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按一名共产党员应发挥的作用进行活动。当初中共中央委员、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给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交代任务时说：在傅部“一不搞兵暴，二不搞瓦解、情报工作，唯一任务是广泛交朋友，善于在交朋友中宣传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即使在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傅部也是一心一意地抗战，没有像其他一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那样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发生摩擦和冲突，父亲也就按照党的团结抗战的政策，一心一意地辅佐傅作义将军抗战。父亲始终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还是从党的政策出发，这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正像董世贵在《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一文中所写：“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阎又文没有进行党派活动，一直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使傅部打胜每一仗。所以说在傅部与日军打的290多次战斗中，‘七七事变’后的每一仗，都浸透着阎又文的汗水、智慧和心血。在著名的收复五原战斗中，阎又文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负了重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经过八年患难与共的战斗生活，父亲不仅深得傅作义的器重和信任，被人称为傅的“左膀右臂”，而且由于二人的性格和人品都很接近，因而也成了亲密的朋友。同时，他平易近人、和善可亲、乐于助人，傅的许多部属遇有难题或有当面不敢向傅讲的话，通常都会找他帮助。父亲广交朋友，傅部的上上下下都对他敬重有加，这就为以后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延安即派王玉赴绥远寻找阎又文。延安的指示精神有三点：1、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2、了解傅部的实力和国民党的战略动向；3、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有关领导对王玉说：“阎又文若能找到的话，将会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起到重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绥包战役使交通断绝，王玉在1946年2月才在归绥的第12战区长官司令部找到我父亲。这时，父亲除了仍任傅作义秘书外，还兼任第12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和第12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社长。
父亲与党组织恢复关系后，向党中央全面反映了抗战以来傅部的基本情况、傅与蒋的关系以及傅作义的政治倾向。父亲着重指出，傅作义将军是一位爱国的抗日名将，他积极抗日，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和谈，和平建设国家。他不是蒋的嫡系，与蒋介石、阎锡山是有矛盾的。虽然由于他身处的地位，难免会被卷入内战，但条件成熟时完全有可能站到人民一边。父亲绝不愿意看到傅所率领的浴血抗击日寇的军队又去和八路军作战而手足相残。因此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促使和谈和联合。1945年底绥包战役后期，贺龙率部围攻包头，董其武守城，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父亲曾建议傅和中共和谈，率先在西北实现局部和平，傅也曾准备发出和谈电报。此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却是北平和平解放及绥远起义的先声。
1946年7月底，聂荣臻与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援救大同。傅知道中共军队围城打援的厉害，遂采用“围魏救赵”之法，东去攻打中共军队必救的集宁，以解大同之围。这一办法果然救了大同，却使自己与中共军队在集宁胶着在一起，大战一场，双方损失都很惨重。集宁战役后，傅找父亲谈了两次话，要父亲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他要公开理论一下这场冲突的是非。
显然，这是一篇事关重大却又很难措辞的文章，父亲通过他的绝密单线联系人王玉向中央请示。
王玉回忆说，他向上级汇报后，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指示：这封信要写，要掌握一个基本精神，要能激起我军的义愤和仇恨，要能使敌人的官兵们狂妄自大。这实际上等于给父亲开了绿灯，让他打消顾虑、放开手脚来写。于是就有了那轰动一时的傅作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9月20日，傅部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傅作义《致毛泽东公开电》，翌日，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并另加了大字标题《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同时，毛泽东也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朱德看到电台人员抄收的电文后，要求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请将不如激将，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
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我父亲随行。毛泽东对傅作义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又一语双关地对父亲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好啊！”
在场的人，除了知道父亲真实身份的几位中央高层领导和父亲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听出这句话的一语双关。不过，这封公开信也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当中产生了误会，使父亲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例如父亲在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就从此不再登我家之门。
和平功臣，无名英雄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我们全家也跟随傅部进入北平。此时父亲已是少将军衔，除任“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总部的对外发言人等要职外，仍继续担任傅的私人秘书。
1948年4月，中共中央社会部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一起由陕北迁至河北平山县。此时中共中央已在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的大会战。父亲和王玉的关系此时转到中央社会部，由部长李克农和一室（情报室）主任罗青长直接领导。
5月，中共中央想摸清傅作义成为华北统帅后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政治动向、和蒋的关系及军事部署等。李克农派王玉第一次进北平与父亲联系。父亲安排他住进较安全的北平饭店，通过他向中央反映了傅的最新思想动态。父亲说：傅与蒋本来就是有矛盾的，自去年以来傅的思想更发生了巨变；国民党腐败之象环生，使傅十分痛心；傅曾多次向蒋进言，建议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但都没有结果，腐败反而越来越严重；傅对蒋封他的这个华北“剿总”总司令并无多大兴趣，认为这是蒋要他来收拾华北这个烂摊子，迟迟未上任；1948年初傅去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回来后对父亲说，东北的情况使他寒心，武官怕死，文官贪财，县长之职可以用金条买到，傅叹道：“完了，真要完了！”父亲对王玉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东北有事，傅未必会毫无保留地执行蒋的援助命令。果然，在10月蒋要傅援救锦州时，傅不愿从命，只是应付。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在东北的蒋军全军覆没。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军事紧急会议，制定华北战略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和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要求华北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并对傅许以东南军政长官之职。傅并不愿撤到南方为蒋防守长江，早在出发前就与我父亲研究了针对这一要求的应对方案，于是在会上做出了有信心坚守华北的姿态。表示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南撤，因而得以安全返回北平。
中共中央军委自然也急于了解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在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李克农和中社部的全体领导极为郑重地找王玉谈话，派他第二次进北平找我父亲，限期两周拿回这一事关全局的重要战略计划。李克农特别叮嘱王玉：“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他。”
这次任务重、时间紧，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不负重托，仅用了一周多时间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定的这一战略计划的详情告知中央。父亲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重大影响。
针对蒋介石欲将华北的军队南撤而加强长江防线的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调整，以便把国民党华北军队滞留在华北，如，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今呼和浩特），缓攻太原，并令淮海战场的华东野战军暂缓攻击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等等。这些重大的战略调整和部署对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及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傅有借口拒绝南撤，以便留在华北谋求和平。 我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傅作义是战、是走、还是和，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傅有一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分别找他的亲信们商讨，而第一个找的总是父亲。傅部的一些老人曾经说过，重大事情傅都先同父亲商量，做了决定后才让下属去执行。
父亲多次向傅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的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恳切地对傅说，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心丧尽，大势已去，我们不应该再为他殉葬。再打下去毫无意义，只会牺牲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北平的百姓。只有毅然脱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体系，站到人民一边来，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符合傅及部属们的根本利益。
父亲建议傅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的老友刘后同、杜任之以及社会名流刘同伟等人前去见傅，做傅的工作。同时建议傅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听取文化教育界人士对时局的意见。
父亲曾多次向中共中央强调傅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性，他多年来在傅身边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就是为了在条件成熟时把傅和他的军队争取到人民一边来。如今时机已到，他希望傅和他的部属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2月17日，傅派出代表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要求距离过大而无果。傅为此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平津。尤其是12月22日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后，傅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流产的可能。在这关键时刻，父亲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的身边，同时继续做傅的工作，主张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1月5日，父亲和傅在中南海总部一直研究到午夜，终于决定第二天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第二次谈判。父亲当即给周打电话并派车接他连夜来总部见傅。这才有了第二天周北峰和张东荪在河北蓟县八里庄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的第二次谈判，北平和谈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
八里庄谈判于1月9日开始，中共中央于1月10日即派王玉第三次进北平，找父亲了解傅的真实思想，以便使今后的谈判顺利进展并取得成果。长期以来，父亲与傅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对傅的了解很少有人能比。他向中央反映了傅的矛盾心理和思想状态。父亲指出，傅是一个十分珍惜名誉的抗日名将，同时又很重视传统的道德和义气。他并非要追求个人的权力，他的核心要求是在实现和平的同时，能够保全傅部的名誉，能使部下有一个好的出路，找出一个对各个方面都能交代得过去的办法。中央在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了傅的心理和思想活动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和修改了谈判的政策和方案，对傅的难处和要求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才使得后面的谈判能够顺利进展，从而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
在多方努力下，经过多次谈判，中共中央和傅作义最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共识。1949年1月21日，受傅委托，父亲阎又文与傅部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放的具体方案，并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下午6时30分，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父亲代表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这不仅避免了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而且保护了古都北平免受战火破坏。同时“北平方式”也对其后的湖南程潜和云南龙云的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2月22日，父亲随同傅作义和邓宝珊到河北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赞扬傅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一语双关地说父亲的文章写得好，并商谈了对傅部数十万军队的改编方案。父亲参加了这个改编方案的起草工作。在西柏坡，罗青长单独与父亲进行了彻夜长谈。父亲还与傅作义一起和周恩来、杨尚昆等人合影留念。
4月1日，父亲为傅作义起草向全世界发表的“和平通电”，表明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当时正值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据参加大会的郭沫若回忆，当该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宣读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整个会场都沸腾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绥远方式”。按照中央的安排，父亲转入华北局，又投身到辅助傅作义推动绥远起义的繁忙而又艰巨的工作中。3月23日，父亲与其他两名傅方代表和中共的三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自始至终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协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签字的全过程。在协议难以执行和起义可能流产的关键时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排下，他随傅作义亲赴绥远，协助傅挫败了国民党的破坏阴谋，说服了广大指战员，并起草了起义的通电稿，促成了起义的成功。绥远解放后，他留在绥远，以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领导了改造旧军队、改造旧政权的工作，为绥远军队的解放军化和地方解放区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其后，父亲先后在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部、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央水利部、中央农业部担任领导工作，亦是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任中央农业部粮食局局长，主管全国的粮食生产。我们六个子女都在长身体，但是和北京城里的百姓一样，粮食也不够吃。当时家里的晚饭只能按定量每人分一碗稀粥，父亲也不例外。作为高级干部，父亲是有特供证的，但是他却不允许我们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怎么能吃特供？”那时，灾区的情况要比北京严重得多，父亲长年奔波在救灾第一线，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在安徽的三个月里，父亲都是饿着肚子工作的，几乎吃不到粮食，都是在喝红薯秧煮的汤，偶尔才能吃到几块胡萝卜。一次到某地调研，午饭时间已过，工作人员特意给他做了面片儿汤。父亲知道后，就把这碗面片儿汤分给了当地的孩子。由于他长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从安徽调研回来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1962年9月25日，父亲病逝于北京，时年仅48岁。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不求名、不为利，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英勇奋斗，为了人民利益而默默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08年，父亲的事迹被收入国家有关部门编著的《无名的丰碑》。他在我们心中永远树立着一座无名的丰碑，在人民心中亦永远树立着一座无名的丰碑。
编后语：阎又文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是三晋儿女的光荣和骄傲。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谱写出一曲壮丽的人生凯歌，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许。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省委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王大高深为阎又文的传奇经历和特殊贡献所感动，特作诗一首，赞曰：
投笔从戎意浩然，
隐忍蛰伏入龙潭。
功赫无需人知晓，
红梅一枝傲霜天。
（责编 孟红）
众所周知，父亲是傅作义的少将秘书，同时兼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和总部发言人，是傅身边的重要幕僚，也是其最信任的人之一。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他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
由于父亲的双重身份和与傅作义的特殊关系，即使解放后，他的真实身份也长期没有得到公开。其后父亲曾先后在多处军、政机关担任领导工作，但一直以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和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直到他去世35年后的1997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父亲的真实身份和有关历史才第一次公诸于世。
投笔从戎，抗击日军
1914年7月6日，父亲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的他，先后就读于郑村小学、运城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太原并州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们的器重。在多位老师的资助下，父亲于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
山西大学始创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成立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一向以学术领先、思想进步著称。在大学期间，由于接触了马列主义著作和新思想，父亲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运动。1934年，父亲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外语文协会”。“中外语文协会”是由山西大学教授温健公、邢西萍（徐冰）、张友渔、杜任之及周北峰等主持，从事购买、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反帝反封，抗日救亡等活动的学术组织。其中，邢西萍、张友渔、杜任之都是资深的中共党员，其中张友渔和杜任之均系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邢西萍则是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他们以教授为职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在该学会任干事并在学会创办的《中外论坛》月刊中担任编辑，同时在其所开的“中外书店”任副经理。
在此期间父亲阅读并翻译了大量中外进步书籍，撰写发表了多篇进步文章。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父亲曾撰文支持，并积极参加了太原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1936年，他们接待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并在《中外论坛》发表了她的文章，结果遭到了阎锡山的封刊。同年红军东渡黄河后，阎锡山在太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并到山西大学搜查，父亲躲到友人家中才逃过一劫。三年多的革命活动更加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
1937年，正是父亲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父亲在太原听了彭雪枫、薄一波、程子华等人的报告，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父亲辗转到达延安后，接受了邢西萍的建议，在晋西北参加了傅作义将军的抗日部队。其时，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傅作义将军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关系很好。而且继父亲之后，应傅的请求，延安又数次选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从“抗大”“陕公”毕业的学员到傅部工作。那时，延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傅作义将军抗战，加强傅部的政治工作，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底，傅任北路军总司令兼三十五军军长，驻守在晋西北地区，父亲进入傅的军政干校学习。因父亲是山西大学的毕业生，成绩优秀，表现出众，毕业后就留校任政治教官，后被派往傅的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任团政治主任。
1938年9月，父亲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处事干练，很快得到傅的赏识和重用。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将父亲调任其私人秘书，同时任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促进军令、政令的贯彻实行。父亲通过各级政工人员以及傅的机关报刊和基层连队建立的“奋斗室”，大力宣传傅所提出的各项规章和要求（如“四为”“四有”“四要”和五个一致的要求），并加以诠释和发挥，号召全体官兵坚决贯彻执行；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和英勇抗战的精神，以此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及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合作，为后来傅作义部队在抗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当局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国民党高层的压力下，傅作义不得不将已公开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中共党组织来不及妥善安排，与父亲失去联系。与党失去联系后，父亲仍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按一名共产党员应发挥的作用进行活动。当初中共中央委员、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给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交代任务时说：在傅部“一不搞兵暴，二不搞瓦解、情报工作，唯一任务是广泛交朋友，善于在交朋友中宣传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即使在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傅部也是一心一意地抗战，没有像其他一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那样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发生摩擦和冲突，父亲也就按照党的团结抗战的政策，一心一意地辅佐傅作义将军抗战。父亲始终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还是从党的政策出发，这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正像董世贵在《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一文中所写：“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阎又文没有进行党派活动，一直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使傅部打胜每一仗。所以说在傅部与日军打的290多次战斗中，‘七七事变’后的每一仗，都浸透着阎又文的汗水、智慧和心血。在著名的收复五原战斗中，阎又文身先士卒，英勇作战，负了重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
经过八年患难与共的战斗生活，父亲不仅深得傅作义的器重和信任，被人称为傅的“左膀右臂”，而且由于二人的性格和人品都很接近，因而也成了亲密的朋友。同时，他平易近人、和善可亲、乐于助人，傅的许多部属遇有难题或有当面不敢向傅讲的话，通常都会找他帮助。父亲广交朋友，傅部的上上下下都对他敬重有加，这就为以后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延安即派王玉赴绥远寻找阎又文。延安的指示精神有三点：1、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2、了解傅部的实力和国民党的战略动向；3、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有关领导对王玉说：“阎又文若能找到的话，将会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起到重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绥包战役使交通断绝，王玉在1946年2月才在归绥的第12战区长官司令部找到我父亲。这时，父亲除了仍任傅作义秘书外，还兼任第12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和第12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社长。
父亲与党组织恢复关系后，向党中央全面反映了抗战以来傅部的基本情况、傅与蒋的关系以及傅作义的政治倾向。父亲着重指出，傅作义将军是一位爱国的抗日名将，他积极抗日，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和谈，和平建设国家。他不是蒋的嫡系，与蒋介石、阎锡山是有矛盾的。虽然由于他身处的地位，难免会被卷入内战，但条件成熟时完全有可能站到人民一边。父亲绝不愿意看到傅所率领的浴血抗击日寇的军队又去和八路军作战而手足相残。因此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促使和谈和联合。1945年底绥包战役后期，贺龙率部围攻包头，董其武守城，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父亲曾建议傅和中共和谈，率先在西北实现局部和平，傅也曾准备发出和谈电报。此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却是北平和平解放及绥远起义的先声。
1946年7月底，聂荣臻与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援救大同。傅知道中共军队围城打援的厉害，遂采用“围魏救赵”之法，东去攻打中共军队必救的集宁，以解大同之围。这一办法果然救了大同，却使自己与中共军队在集宁胶着在一起，大战一场，双方损失都很惨重。集宁战役后，傅找父亲谈了两次话，要父亲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他要公开理论一下这场冲突的是非。
显然，这是一篇事关重大却又很难措辞的文章，父亲通过他的绝密单线联系人王玉向中央请示。
王玉回忆说，他向上级汇报后，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指示：这封信要写，要掌握一个基本精神，要能激起我军的义愤和仇恨，要能使敌人的官兵们狂妄自大。这实际上等于给父亲开了绿灯，让他打消顾虑、放开手脚来写。于是就有了那轰动一时的傅作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9月20日，傅部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傅作义《致毛泽东公开电》，翌日，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并另加了大字标题《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同时，毛泽东也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朱德看到电台人员抄收的电文后，要求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请将不如激将，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
毛泽东确实对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邓宝珊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我父亲随行。毛泽东对傅作义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又一语双关地对父亲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好啊！”
在场的人，除了知道父亲真实身份的几位中央高层领导和父亲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听出这句话的一语双关。不过，这封公开信也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当中产生了误会，使父亲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例如父亲在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就从此不再登我家之门。
和平功臣，无名英雄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我们全家也跟随傅部进入北平。此时父亲已是少将军衔，除任“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总部的对外发言人等要职外，仍继续担任傅的私人秘书。
1948年4月，中共中央社会部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一起由陕北迁至河北平山县。此时中共中央已在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也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的大会战。父亲和王玉的关系此时转到中央社会部，由部长李克农和一室（情报室）主任罗青长直接领导。
5月，中共中央想摸清傅作义成为华北统帅后的一些基本情况，如政治动向、和蒋的关系及军事部署等。李克农派王玉第一次进北平与父亲联系。父亲安排他住进较安全的北平饭店，通过他向中央反映了傅的最新思想动态。父亲说：傅与蒋本来就是有矛盾的，自去年以来傅的思想更发生了巨变；国民党腐败之象环生，使傅十分痛心；傅曾多次向蒋进言，建议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但都没有结果，腐败反而越来越严重；傅对蒋封他的这个华北“剿总”总司令并无多大兴趣，认为这是蒋要他来收拾华北这个烂摊子，迟迟未上任；1948年初傅去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回来后对父亲说，东北的情况使他寒心，武官怕死，文官贪财，县长之职可以用金条买到，傅叹道：“完了，真要完了！”父亲对王玉说，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东北有事，傅未必会毫无保留地执行蒋的援助命令。果然，在10月蒋要傅援救锦州时，傅不愿从命，只是应付。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在东北的蒋军全军覆没。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军事紧急会议，制定华北战略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和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要求华北的军队撤到长江以南，并对傅许以东南军政长官之职。傅并不愿撤到南方为蒋防守长江，早在出发前就与我父亲研究了针对这一要求的应对方案，于是在会上做出了有信心坚守华北的姿态。表示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南撤，因而得以安全返回北平。
中共中央军委自然也急于了解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在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李克农和中社部的全体领导极为郑重地找王玉谈话，派他第二次进北平找我父亲，限期两周拿回这一事关全局的重要战略计划。李克农特别叮嘱王玉：“切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他。”
这次任务重、时间紧，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不负重托，仅用了一周多时间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定的这一战略计划的详情告知中央。父亲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重大影响。
针对蒋介石欲将华北的军队南撤而加强长江防线的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调整，以便把国民党华北军队滞留在华北，如，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今呼和浩特），缓攻太原，并令淮海战场的华东野战军暂缓攻击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等等。这些重大的战略调整和部署对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及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傅有借口拒绝南撤，以便留在华北谋求和平。 我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傅作义是战、是走、还是和，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傅有一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分别找他的亲信们商讨，而第一个找的总是父亲。傅部的一些老人曾经说过，重大事情傅都先同父亲商量，做了决定后才让下属去执行。
父亲多次向傅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的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恳切地对傅说，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心丧尽，大势已去，我们不应该再为他殉葬。再打下去毫无意义，只会牺牲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北平的百姓。只有毅然脱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体系，站到人民一边来，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符合傅及部属们的根本利益。
父亲建议傅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的老友刘后同、杜任之以及社会名流刘同伟等人前去见傅，做傅的工作。同时建议傅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听取文化教育界人士对时局的意见。
父亲曾多次向中共中央强调傅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性，他多年来在傅身边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就是为了在条件成熟时把傅和他的军队争取到人民一边来。如今时机已到，他希望傅和他的部属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
12月17日，傅派出代表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要求距离过大而无果。傅为此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平津。尤其是12月22日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后，傅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面临着流产的可能。在这关键时刻，父亲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的身边，同时继续做傅的工作，主张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1月5日，父亲和傅在中南海总部一直研究到午夜，终于决定第二天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第二次谈判。父亲当即给周打电话并派车接他连夜来总部见傅。这才有了第二天周北峰和张东荪在河北蓟县八里庄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的第二次谈判，北平和谈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
八里庄谈判于1月9日开始，中共中央于1月10日即派王玉第三次进北平，找父亲了解傅的真实思想，以便使今后的谈判顺利进展并取得成果。长期以来，父亲与傅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对傅的了解很少有人能比。他向中央反映了傅的矛盾心理和思想状态。父亲指出，傅是一个十分珍惜名誉的抗日名将，同时又很重视传统的道德和义气。他并非要追求个人的权力，他的核心要求是在实现和平的同时，能够保全傅部的名誉，能使部下有一个好的出路，找出一个对各个方面都能交代得过去的办法。中央在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了傅的心理和思想活动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和修改了谈判的政策和方案，对傅的难处和要求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才使得后面的谈判能够顺利进展，从而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
在多方努力下，经过多次谈判，中共中央和傅作义最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共识。1949年1月21日，受傅委托，父亲阎又文与傅部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放的具体方案，并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下午6时30分，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父亲代表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这不仅避免了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而且保护了古都北平免受战火破坏。同时“北平方式”也对其后的湖南程潜和云南龙云的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2月22日，父亲随同傅作义和邓宝珊到河北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赞扬傅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一语双关地说父亲的文章写得好，并商谈了对傅部数十万军队的改编方案。父亲参加了这个改编方案的起草工作。在西柏坡，罗青长单独与父亲进行了彻夜长谈。父亲还与傅作义一起和周恩来、杨尚昆等人合影留念。
4月1日，父亲为傅作义起草向全世界发表的“和平通电”，表明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当时正值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据参加大会的郭沫若回忆，当该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宣读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整个会场都沸腾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绥远方式”。按照中央的安排，父亲转入华北局，又投身到辅助傅作义推动绥远起义的繁忙而又艰巨的工作中。3月23日，父亲与其他两名傅方代表和中共的三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自始至终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协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签字的全过程。在协议难以执行和起义可能流产的关键时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排下，他随傅作义亲赴绥远，协助傅挫败了国民党的破坏阴谋，说服了广大指战员，并起草了起义的通电稿，促成了起义的成功。绥远解放后，他留在绥远，以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领导了改造旧军队、改造旧政权的工作，为绥远军队的解放军化和地方解放区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其后，父亲先后在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部、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央水利部、中央农业部担任领导工作，亦是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任中央农业部粮食局局长，主管全国的粮食生产。我们六个子女都在长身体，但是和北京城里的百姓一样，粮食也不够吃。当时家里的晚饭只能按定量每人分一碗稀粥，父亲也不例外。作为高级干部，父亲是有特供证的，但是他却不允许我们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怎么能吃特供？”那时，灾区的情况要比北京严重得多，父亲长年奔波在救灾第一线，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在安徽的三个月里，父亲都是饿着肚子工作的，几乎吃不到粮食，都是在喝红薯秧煮的汤，偶尔才能吃到几块胡萝卜。一次到某地调研，午饭时间已过，工作人员特意给他做了面片儿汤。父亲知道后，就把这碗面片儿汤分给了当地的孩子。由于他长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从安徽调研回来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起来。
1962年9月25日，父亲病逝于北京，时年仅48岁。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不求名、不为利，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英勇奋斗，为了人民利益而默默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08年，父亲的事迹被收入国家有关部门编著的《无名的丰碑》。他在我们心中永远树立着一座无名的丰碑，在人民心中亦永远树立着一座无名的丰碑。
编后语：阎又文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是三晋儿女的光荣和骄傲。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谱写出一曲壮丽的人生凯歌，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许。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省委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王大高深为阎又文的传奇经历和特殊贡献所感动，特作诗一首，赞曰：
投笔从戎意浩然，
隐忍蛰伏入龙潭。
功赫无需人知晓，
红梅一枝傲霜天。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