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继儒的思想与人格
　　
　　 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的生平经历极其简单。《墓志铭》说：“先生姓陈，讳继儒，自号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华亭人也。’先生少好读书，长长于诗歌文词，顷刻万言。晚嗜缁衣黄冠之学，悉铺其精华，已尽吐去。先生二十一补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夺。退而结茆小昆山之阳，庙祀二陆主。”百余字已道尽一生经历。陈继儒从２９岁至８２岁逝世，一直隐居乡里，可以说是隐逸读书的一生。
　　 陈继儒为什么弃仕途而遁逸山林，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
　　 陈继儒从小聪颖，九岁受业于周云汀老儒，接受过正规的私塾教育。十岁毛诗书义皆通达，十三岁习举子艺，十四岁旁及五经子史，十七岁博综六籍百家 。由于长期苦读，２１岁时童子试一试皆惊。可以说，当时人眼中，他走仕途是不成问题的。然而２７岁参加科考，偏偏失利。“科录见遗后，以遗才观场，遂视功名如嚼蜡矣。”到丙戌（１５８６）２９岁时，谢去青襟，彻底与仕途告别。
　　 那么，陈继儒的隐居仅仅是由于科举的失利吗？这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文征明连考九次皆失利，从一头青丝至白发盈簪，三十年为此拼搏，不肯罢休。陈继儒一次失利就绝意仕进肯定还有其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个人的心理原因。
　　 《墓志铭》中说他不仕的原因时说：“仕者，如梓匠焉，规矩准绳靡不习焉，主人勿呼，则退而束手。退而束手，与妻孥老于蔀屋之下，有如思雄技能，而身舍一榱一题，目刓而月削之曰‘吾梓工若是，而何不以召我，则非狂则愚’。”在陈继儒眼中，做官犹如木匠，必须循规蹈矩，受人指使，没有自由。因入仕途等于受制于人，自己与自己过不去。故当官“非狂则愚”。陈继儒的这一思想是从何而来？原来他在私塾读书时就受到老师的这种薰陶。他有一篇《书周师》的文章，追忆幼时的教育。“吾师周云汀先生，吴阊人也。父为明涯公。尝客于文荣袁相公，代撰书词，性肮脏，不善事贵人。拂衣归，居华亭。与中江莫公、南湄李公、南州高公为诗友。公死，吾师教授里中儿……余少时负笈就句读，辄于众中奇余。时指以为诧客。师善诗工书，僦居委巷中，窗前二三弓地，结豆棚覆之，乘凉其下。足跛口欹，好歌诗，诗声往往达篱落外。余童子时即知有兰亭禊帖，古文及七才子诗，师教之也。” 这是一个不喜事贵人的穷儒，醉心于诗文自娱，无拘无束是其个性。他教孩子歌诗、习字，也就并非全是科举的一套，陈继儒受到他的宠爱，受其影响是自然的事。陈继儒这种懒散自由的个性从小就形成了。他《题自画》中说：“余少年戏同玄宰弄画，懒复罢去。” 即是一个明证。
　　 但仅以此解释陈继儒的隐退，理由显然不充足。
　　 陈继儒绝意仕进，表面上，直接原因是“见遗后以遗才观场”，这是一种屈辱，也是讽刺，严重地伤害其自尊。这使他清楚地认识到科举的黑暗。
　　 陈继儒一再宣称自己是“学人”，而非“儒”。他说：“儒至人之称也，我学人而已，何事儒。”这就让人觉得怪了。其实一点也不怪。他眼中的″儒″是为朝廷效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他既不在庙堂，而远处江湖，自然不需为社会负这个责。这也难怪，当东林党顾宪成请他讲学时，他婉言拒绝了 ，他惧怕卷入政党的纠纷，也不想加入什么派别。所以，这个不为儒的立场显然有明哲保身的心理在。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他“不著书”的立场。
　　 陈继儒从２６岁起馆于娄江王文肃家，教他的孩子读书。王文肃即王锡爵，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首辅。陈继儒就陪其儿子王衡读书支硎山。陈继儒结交了许多达官缙绅，看到了官场惊心动魄的争斗。丁未（１６０７）年娄江公密揭震动朝野。《万历年野获编》称，“近见陈眉公，又云此事极冤，是乃王吏部冏伯，赂文肃进幹仆盗钥私录之，且添改其词，以激言路之怒……冏伯为文肃通家子，朝夕过从，本无毫发仇隙，特以己丑（１５８９）馆选不得预，以此切齿，终身恨之。”陈继儒１５９９年４２岁又馆于王冏伯家，对两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这种活生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使他更觉得政治的残酷无情。在鲜血淋淋的朝政屠刀之下，哪还有文人的生路？陈继儒的“不著述”，正是惧怕横遭迫害摧残。他的这个思想，也在很早前就形成了。他在《文娱序》中说：“往丁卯（１５６７）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公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 他的装聋作哑，是对“目前祸堪怵”的无声抗议是保全自己的唯一方式。他不是没有一点骨气，而是无力改变这种状态。他曾书薛文清语书轴，表明他对宦官专政的不满。还写过一首《归隐歌》送黄仲石。诗中说：“唯唯诺诺违我心，战战竞竞掣我肘，虎争殿上龙战田，玄黄坚白难为剖。此时避世亦哭世，此时杜门亦杜口。”这说明陈继儒对做官的险恶是深有认识的。
　　 陈继儒晚嗜缁衣黄冠之学，但他不入佛门，也不戴黄冠，而只是“铺其精华”，即汲取释道中的思想营养。陈继儒并不信佛，他作《佛论》说：“佛氏者，朝廷之大养济院也。我明设养济院，以养无告也。然州县不过一二百疲癃残疾止矣。其外少壮而贫，终身不能温饱婚聚者，不知几千万人，幸佛教一门收拾此辈耳。” 这个看法就很现实，很像儒家的。陈继儒晚年（１６２９）与董其昌等人请苍雪大师讲《楞加》于白龙潭，弘扬佛法，目的大多亦在此。他的《观音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完全是诗性的。他的《文昌赞》：“天聋地哑，既避是非，聪明并一，专读诗书。”又显然是儒家的。
　　 眉公之名，倾动寰宇。《列朝诗集小传》称：“……直指使者行部，荐举无虚牍，天子亦闻其名，屡奉诏征用。” 陈继儒虽屡有做官的机会，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居，并且一隐三十多年，这无疑是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审视。
　　
　　 二、陈继儒的文人书法艺术
　　
　　 陈继儒从小就在周云汀的教导下写字，童子时即知有兰亭禊帖，学书的起点高，根植二王传统。青年时代与董其昌一起学书习画。３５岁得颜真卿楷书朱巨川《告身帖》，自题居“宝颜堂”。３８岁所辑《宝颜堂秘笈》付刊。陈继儒醉心苏、米，孜孜不倦。尤喜苏东坡，虽残简断碑，必极搜索。终于在１６１６年５９岁那年摹勒东坡帖二十八卷，即《晚香堂帖》。他一生观赏书画名迹无数，眼界高宽，学养深厚。作为文人书家，传统的技法已富足，因此，陈继儒的书写便可以随心而发了。传世的陈继儒作品其实不算少，全国各大博物馆所藏其作品高达一百四十余件，再加上流传海外、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估计至少也在二百件以上。他的作品大多不署年月，极可能就是当年的卖品。他传世的作品中还未见有真书、篆、隶，几乎全是行草书。这就更有力地说明他的书写是文人的笔墨游戏。陈继儒的书法艺术，大致有如下一些特色：
　　
　　 （１）自然洒脱，沉着痛快
　　 文人书法讲究分写的随意性、抒情性，故不耐谨守法度。陈继儒的书法十分自然洒脱，沉着痛快。自然洒脱是用笔的随意，挥洒自如，不受绳墨的约束。笔受心使，这反映出他书写时的心境平静，能有心手两忘的状态。文人书写是一种综合性的瞬间展示，“随意”并不就是随便、草率，不需法度，而是无意中合乎法度。所谓“豁焉心胸，顿释凝滞”。陈继儒眼中，“楷法如九宫法，以称量为主；又如汉人凌风台，却在铢两适均。” 以楷法书写显然不能达意。无锡市博物馆藏的他的书画册，写得何等潇洒流畅，虽许多字独立成体，但字势顾盼，笔势乘风，恣情流转，真正是略无一毫凝滞。但细审点画，又合乎法度。陈继儒对笔法深有研究，曾说“要诀在提得笔起，于转处着力。”“提得笔起”，就有轻重起伏，就能体现情感的节律；“于转处着力”便能防止软滑，体现情感的张力。所以，陈继儒的行书，既能风神潇洒，自然洒脱，又能痛快沉着，秀中有骨。这一点上，他甚至有超过董其昌的地方。董用笔也极熟，行笔潇洒，但转折处不免软滑。
　　
　　 （２）清婉雅致的风格
　　 陈继儒的审美趣尚中，清幽、雅静是两大特色。他要求的读书环境是垂杨小桥，纸窗竹屋；绿树紫藤，黄鹂上下，故他的书法崇尚的是清婉雅致的风格。他的书中，找不到粗头乱服的狂怪，也没有飞腾跳掷的杂乱节奏。有的是不急不缓的清风徐来，不激不厉的风规自远。他笔下的线条清遒圆润，走笔从容不迫，有轻盈中的沉稳。他的结字，也不追求奇谲险绝，但能在大小变化中透出机灵。线条的造型清秀而不佻薄，字势的流走灵动而不板滞。这就是清婉。“雅致”是不俗，是简淡高雅。陈继儒的章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疏朗简逸。字距一般都拉得很开，字之间有宽阔的空白，以便意的流转。他自己说：“疏，则天真烂漫。”气韵在此表露真身。例如他的自书六言诗，纵有１４２厘米，正文２４字分两行，因此字距特别疏朗，这样的章法布局，其实很“险绝”，极容易堕入单薄贫瘠的恶道。但欣赏陈继儒的这幅字，你感觉到的是疏简恬淡的胸襟，萧散有致的情怀。清幽便脱俗，雅静便简淡，这正是文人书法追求的境界。
　　
　　 （３）笔墨字外，别有神韵
　　 明人书尚态，大多在姿态上下功夫。陈继儒的书法在内蕴趣味上下力气。故他的作品，既是诗，亦是画，别有趣味和境界。他曾称子野杨花词“每于声音句子外，别有神韵”，追求笔外之致，书外之味，便是道的境界。《桐阴画论》说陈在“苏米之间”，其实不确。这过分强调了陈继儒对苏、米的继承，忽视了他的创造。陈继儒虽终身膜拜苏轼，但只是从精神上吸其精华，而转化为他自己笔下的个性。他《题温飞卿卷》，说温书“有字学，有字性，直与颜平原抗衡。”这“有字性”，正是其艺术个性。陈继儒的书法，常配画，书、画合卷，相互映发；他的书写，是自己的诗词，诗、书合一，互添异彩。他书写的环境与氛围常幽极静极。“土室半为烟云所埋，闭门高枕，畏闻人声。惟删花洗竹之暇，收拾残蕉败柿，书古人一二可喜者。” 因此，他的书写能笔随天游，趣在韵外。
　　 趣味、神韵都在笔墨以外，所以只能感受描述，难作判断。陈继儒说：“古人写字用笔必味，用墨必有流硃处。” 又说用笔墨之妙“总之在蕴藉中沉着痛快。” 据此来分析一下他晚年的《行书语录册》的艺术特色。这幅作品的用笔很“有味”。挥洒自如，极流畅自然，一片天机流走。多侧锋，笔力清劲、遒迈。其特点，就是他说的“提得笔起”点画之间交待清楚，线条的运行有分明的节奏，起伏顿挫，张弛错落中有干霄之气。转笔处沉着有力，尤显筋骨相称，这是他清婉中的生辣，秀妍中的刚健，这最是他个性的特征。提笔、转笔这两大关键笔法，一到他笔下，便化为清气漫卷，自然就有了行云流水，如转丸珠。正如《诗品》中说的：“荒荒坤轴，悠悠天枢。载要其端，载同其符”的流动之趣。字之间疏朗空阔，常有一二夸张笔画穿空而过，留下虚白让人猜想。这种简淡、箫散之致，在笔墨形相之外，故用心去咀嚼才能品出韵味来。陈继儒大多数的作品都有这种淡逸之致。还值得一提的是用墨，总能浓墨相间，清而润是主要特色。空白与清润的墨色线条相交叠、飞舞、奔逐，相互碰撞出简远的意境和神韵。故陈继儒的作品，文人书法的特色最为明显。
　　
　　 三、陈继儒与晚明松江书派
　　
　　 松江书派到晚明才重振昔日之雄风。这要归功于董其昌与陈继儒。董其昌在六十五岁后，书名在朝野都极大。由于他在宫廷的影响，他就成为开宗立派的创始人。明代中期，吴门书派取代了松江派成为书坛的主流。入晚明，以董、陈为首的松江书派以其独特的书风主宰书坛。董其昌曾说：“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欲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 标榜自己为云间派的正宗。文、祝二家之所以未能继领晚明书坛，实是因为，祝在笔法上犹有野狐，而文则于抒情达意未能尽人意。董书，在笔法上博学诸家集古之大成，故任心如意，在风格上，他熔铸成潇洒秀逸、神清平淡的新书风。故他成为晚明的代表是理所当然。然而，陈继儒走的书法之路不同于董。他们少时同时学书学画。但陈拒绝仕进，一辈子隐居乡里，故其思想上不同于董。陈是典型的文人，更讲究书写的抒情性与自娱性。他的书学思想中，读书能变人气质、养人精神十分突出。他说：“读书则心细而浮气自然收敛。”故他的书法俗气少，习气少，书卷气浓；他的学问好，文学成就高。这些都在董其昌之上。故陈、董的书法，虽都讲究随意、清淡，但陈继儒作品的文人气、书卷气更浓。陈继儒的作品几乎全是行草书，这证明他的书写是自娱性的，以写意为主。当然，，这也带来了他书法作品面貌的单一，故远不能与董其昌的风格多样相匹敌。
　　 陈继儒的为人与董也不一样。董在官场混得久，比较圆滑，少骨气。陈继儒虽也不是薛文清那样的铮铮铁骨，但他的是非观念还是鲜明的，他同情薛文清的刚直，也常为当地百姓做好事，他只希望能避祸远灾。他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张良那种有“忍”之节的人。他崇拜米、苏，刻《晚香堂帖》，故他的书法既有苏、米的风神潇洒，又有雄健挺拔的筋骨，这一点也是区别于董的。董书中具平淡、清秀，但缺少风骨。陈继儒讲究恣情流转中的沉着痛快，让秀中有骨，这一点使他立定了脚跟。所以，晚明松江书派的风格并非只是董一家，而有多家，陈继儒是有异于董的一位大家。故时人称许“董、陈”。
　　 从传世的书迹看，董其昌大幅的立轴比较少，《中国书法全集》所收不过四、五件，而陈继儒的大立轴就比较多，这可能与他的作品大多是卖品有关。晚明市民审美观念的一个变化，就是追求高堂大轴，陈继儒的书法创作幅式，适应了这个时代要求。他的《读书·经世法轴》宽纵竟达１０３×２３８ｃｍ。由于幅大，字距宽疏，故陈继儒的书风，特别潇疏多致。无锡市博物馆藏的一幅五言绝，只２０个字，幅式竟有２９．８×１４０ｃｍ。董其昌的作品，横卷、册页多，幅式也相对较小。所以，虽然两个人的作品都清秀平淡，但气息上仍有不同。陈继儒的作品似乎更有疏旷清远之意境，这在晚明松江派的书家中是十分突出的。再加上陈继儒的学问好，名声好，故他在松江书派中也是执牛耳的自然代表，尽管他从未说要“并去诸子而自快”这类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