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既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又是社会治理中重要的核心区域,并且逐渐进入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微观层面,成为了现代化社区治理格局中最重要的一环内容。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区的“管理”也逐步走向“治理”,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中心进行务工劳动,随之而来的是多元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甚至是矛盾。与此同时,民众对其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有着更高的治理意愿与利益需求,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在社区内的活动空间与基本权益实现空间,而对于社区公共空间的有效治理则是保障其美好生活的重要举措。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重点选取了 D市的A社区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A社区进行的一些实地观察调研以及对社区内部工作人员和部分居民等社会群体开展的相关访谈了解到,A社区在公共空间治理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与特点,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文化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空间结构失衡,由于公共精神的缺失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加之政治公共空间尚未形成良好的意见表达渠道和规则制度,导致政治公共空间发展落后于文化公共空间;二是虚拟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效果没有得以最大化的发挥,这主要碍于社区在建设数字平台过程中,调动资源的能力较低,未能使其发挥出应有的“线上化”优势;三是对非户籍人口的治理权利不重视,虽然在制度与法律上对非户籍的常驻人口的基本权利有一定的保障,但非户籍人口囿于“心理区隔”,其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参与率依然较低;四是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中行政力量与政治精英的话语权大于居民的治理话语权,进而形成了政治精英主导的公共空间治理。此外,本文结合我国南京市、上海市以及杭州市部分社区的现实案例,总结其在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以及社区总体治理的经验,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现状与趋势即“治理主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治理内容由物理属性扩展到社会属性”“治理范围由实体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三点,得出以下几点对策与建议:一是通过培育社区成员公共精神,建立信任基础和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意愿,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完善与之相匹配的意见表达渠道,实现政治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以平衡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类型;二是以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建设并运营治理属于本社区的虚拟公共空间,在此基础上开展各类公共活动与讨论,营造出虚实结合、相互依存的社区空间环境,以多种方式提高虚拟社区公共空间治理能力;三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信任机制中寻找智慧,使其回归到“熟人”的社会生活中,使社区居民产生某种认同感,并结合规范化的规则保障非户籍人口参与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活动的合规性,进而保障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治理权利;四是要摆脱以往“行政化”模式带来的被动性,主动挖掘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中的需求与利益,化被动为主动,一切从居民的实际生活与需求出发,增强与居民的互动性,协调好“去行政化”和“增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为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补充,社区公共空间的内涵并不局限于物理实体空间,还应该关注到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兴起的虚拟空间层面的呈现。本文不仅从物理属性与社会属性观察社区公共空间治理,还从实体性与虚拟性这一标准关注社区公共空间,以“双维度”构建出“实体-社会”“实体-物理”“虚拟-社会”三种类型的社区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本文将在社区从事生产活动的商贩与非户籍常住人口共同纳入到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主体范围中,以完善社区公共空间治理主体的应有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