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中国贸易与投资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能够调节从而摆脱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并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完善方面起到动力引擎的作用。这一建设既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又能够满足我国国内深化改革的需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焦点逐步向“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迁移,企业国际化的形式也渐渐由原有单纯的贸易往来转向贸易与投资相结合齐头并进,将资源按照新的比较优势进行配置。因此将过往学者们深入研究的贸易便利化应用于探究其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有了极大的意义。然而,处于“一带一路”沿线绝大部分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存在一个相通的特点就是存在落后的基础设施、海关腐败、通关效率低下、通信技术落后等问题。但从反相来看,这不仅仅是沿线国家的短板同时也是无限潜力。因此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是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对于多领域更全面地提高我国对外投资,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互利共赢、融合发展,对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基础设施效率、海关与边境管理、宏观规制环境、电子商务4个一级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量化得出了贸易便利化综合评分,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纳入拓展的引力模型,探究从2010-2019年份沿线44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并对实证模型进行了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对东道国如何提升贸易便利化从而吸引我国投资,以及如何进行投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对该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波动的敏感度较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每增加1%,我国对该国直接投资存量将提升1.426%并在5%的水平下显著。（2）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GDP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但不显著的情况下促进我国投资,而东道国的地理距离则会抑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水平同为负向但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