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具体表现为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驱动地方政府之间竞争从而促进增长,导致各个地方政府间的基础设施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预算支出竞争等现象。进入21世纪,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效率下降,人口生育率下滑、老龄化现象出现使得人口红利消失。人口向城市集聚,不仅为城市发展贡献出知识才智,而且带动了消费需求增长。因此,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人,逐渐成为各城市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地方政府的竞争模式逐渐转向“为抢人而竞争”。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一直是我国人口流动的巨大障碍。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中国国内移民呈现大幅度增长。国内移民规模从1982年的675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3.8亿人。2010-2020年十年间流动人口从1.5亿人增长到3.8亿人,与上一个10年相比,中国国内移民增长速度加快。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出生率不断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整理显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当年净增人口达到了906万人,随后几年年净增人口不断下降,2017年至2021年分别为779万人、530万人、467万人、204万人、48万人,户籍制度改革无疑加剧了地方政府间“人的竞争”。随着Tiebout“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被证实,公共服务成为除收入和就业之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进而吸引人口流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目的是研究户籍限制放松后,地方政府为吸引人口流入是否会改善财政支出偏向,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虽然我国在2000年后户籍制度改革陆陆续续进行,但在2014年之前仅限于建制镇和小城市,涉及的城市范围过少,而2014年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全国层面的,包含所有城市,且力度空前。本文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2014年意见”）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传统DID方法考察人口流动加剧背景下户籍制度放松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影响。根据“2014年意见”,将城区人口在300万以下城市作为处理组,300万以上城市作为对照组,将2014年作为政策发生时点。本文的因变量主要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生均教育支出、人均医疗支出和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利用双重差分方法来检验放松国内移民的限制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降低落户限制增加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倾向和水平,户籍放松城市的教育、医疗支出大幅增加。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并不全是人口流入之后被动选择的结果,人均支出也显著上升,户籍放松城市的生均教育支出、人均医疗支出都有显著地增加。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户籍限制放松对中小城市的财政支出偏向影响更大。此外,进一步分析表明,户籍限制放松对有学龄前儿童个体的迁移决策影响最为显著。本文创新点: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因素主要聚焦在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本文从户籍制度改革加剧了政府间“为抢人而竞争”的角度讨论户籍制度改革对财政支出偏向的影响,角度比较新颖,同时为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文不足之处:由于每个省的统计年鉴公布的财政支出细项不完全相同,因此除了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之外的其他支出数据可以搜集到的城市较少,因此本文未对其他类型的支出进行分析研究,缺少详细支出的对比。此外教育支出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比较完整,而医疗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来自每个省的统计年鉴,并不是每个省都公布相关数据,因此本文为了确保样本量,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分别采用了各自的面板数据,在基准回归中会发现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样本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