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通过三次分配格局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计划已经被提上日程,其中企业慈善捐赠作为第三次分配受到了日益关注。但是,上市企业的慈善捐赠并非完全是出于利他性动机,还可能是企业的决策层在进行决策时出于私利性动机,通过企业财富换取个人利益,长此以往,会破坏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心并且不利于企业慈善捐赠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在国内资本市场环境下,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冲突。企业慈善捐赠的具体决策是通过公司内部的科层体系,最终由拥有决策权的大股东做出并实施的,而不是上市企业作为一个组织整体做出的,这使得慈善捐赠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种组织行为,还可能混杂了上市企业“内部人”的个体意愿与诉求。本文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研究,探究上市企业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于企业非理性慈善捐赠的影响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上述两者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机构投资者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是否能有效抑制上市企业大股东的私利性动机。相较于过往研究,本文着重检验大股东的私利性动机对企业非理性慈善捐赠的影响及现实作用机制。同时,现有文献大多将企业的慈善捐赠视为整体进行研究,较少对慈善捐赠进行分割处理,而本文有效识别企业慈善捐赠中理性成分与非理性成分,这使得在承认与肯定企业的战略性动机影响慈善捐赠的同时,分析内部人员私利性动机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成为可能。本文的研究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现有相关文献,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后果以及大股东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在该理论基础上设立相关假说。第二部分,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本文选取2009-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作为样本,利用上市企业的价值变量度量出企业慈善捐赠中的理性部分与非理性部分,结合变量特性,选取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大股东私利性动机对企业非理性慈善捐赠的影响的相关假说进行检验。在这一部分中,本文从产权属性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并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第三部分,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根据回归结果总结对应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发现如下结论:一、无论是在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还是较低的上市企业,随着大股东控制权的上升,其会更多的通过慈善捐赠对企业的资产进行侵吞,即进行掏空行为①。二、上市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负向调节企业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三、上市企业通过引入机构类投资者或者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均能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上市企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应得到进一步调整,改善企业的股权结构,实现对大股东团体的制衡,减少出现治理结构内一股独大的局面;此外,完善关于机构类投资者和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法规,同样也是对企业内治理机制的完善;最后,规范信息流通能够对上市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及时的把控,监管机构应规范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