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作为传统回购业务在金融贸易市场拓展、金融创新活力迸发背景下我国证券交易领域的创新业务,以证券公司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股东作为交易对手方,围绕标的证券发生的两次交易——初始交易和购回交易展开。通过考察近些年来的现实监管案例,股票约定购回式交易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占比达5%以上的大股东以规避“短线交易”规制为由、放弃履行按约购回义务的现象频发,此举不但能够促成交易股东“蓄意”违约减持的目的,甚至能够实现双重减持效果,对于投资者决策、上市公司市值维护与秩序管理以及金融市场融资效率和整体稳定都有着广泛的负面影响。股票约定购回式交易自身的结构特点、交易股东真实交易目的的强隐蔽性、交易过程信息披露作用发挥的有限性、“短线交易”规制等一般证券交易规则与购回义务履行的竞合性以及对于交易违规行为认定的客观主义标准等,都为股东在股票约定购回式交易中以避免违规交易之名计划、实施减持行为提供了空间。基于此,通过引入让与担保构造,为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中标的证券所有权流转属性的认定、购回义务履行行为属性的认定以及相关证券交易规则的法律适用等提供相对确定的制度基础。以行之有效且与股票约定购回式交易特征相契合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上市公司及时、真实、充分、公平公告披露形成有力督促和监管,对其股东参与股票约定购回式交易行为形成有力约束和监督,缓和证券交易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固有属性。在充分考量股东个人自由和其他利害关系主体的利益协调、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平衡基础上,针对强制披露内容的必要细化、预披露和持续披露机制的完善,是从法律层面规制股票约定购回式交易中股东恶意减持风险的另一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