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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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目标指引之下,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突出位置,对清洁新能源开发、能源使用效率和节能减排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同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双碳”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但由于环境具有强外部性的特征,市场中的私人生产者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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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目标指引之下,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突出位置,对清洁新能源开发、能源使用效率和节能减排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同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双碳”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但由于环境具有强外部性的特征,市场中的私人生产者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无法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理论证明税收是应对突出的环境问题的最佳手段。我国于2016年顺利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环境保护税法将我国原有的排污费制度真正落实于法,承载着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环境税费的减污降碳效应如何,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能否迈上新的台阶,也关系着环保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因此,研究环境税费的减污降碳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环境税费理论研究、实施效应研究、减污降碳效应研究三个方面对环境税费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其中的突出贡献和不足。接着,对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介绍,并分析环境税费减污降碳效应的传导机制。然后,展示了我国环境税费的历史沿革、征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我国总体和各区域污染排放和碳排放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并说明本文碳排放的测度标准与范围,为本文第三章构建坚实的现实数据基础。随后,本文以2003到2019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熵权法测算污染排放指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对环境税费、污染排放指数和碳排放强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征收环境税费对减污降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与此同时,还从区域层面、征收强度层面以及市场化程度层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费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减污降碳效应明显优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高征收强度地区的减污降碳效果明显优于低征收强度地区,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减污降碳效果明显优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此外,为检验作用机制是否存在,本文尝试加入环境治理投资和能源强度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环境治理投资在环境税费实现减污降碳作用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能源强度在减污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在降碳效应中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二者均有利于环境税费减污降碳效应的实现。最后,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建议,应通过完善环保税税制设计,完善税收协同征管机制,明确划分权责,增强节能环保技术供给,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规范税款使用方向,加大环境治理投资等方式强化减污降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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