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俄国形式主义“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的相关理论,通过提取“牡丹系列作品”的“关联母题”和“自由母题”,得到牡丹系列人鬼恋题材作品创作的通用“语法”。重点以中国的《牡丹亭》与日本的《牡丹灯》为例,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角观照下,对文本中与通用“语法”对应的情节分别进行共时性研究,探究“关联母题”中的逻辑关系和“自由母题”的文化意蕴。进一步得出各情节中行为与“情”、“理”的关系,男女主人公的门第匹配度情况、感情发展走向,以及次要情节演绎与情理观的关系。继而从母题构成的角度讨论汤显祖与石川鸿斋的“情理”矛盾处理策略,探究两部作品中蕴含的“情理观”。围绕实现“爱情”的永恒理想与解决“门第”的普遍矛盾,《牡丹亭》与《牡丹灯》展开了对“纵情”与“遵理”这一传统问题的探讨,具体表现为“肯定爱情与否定爱情”以及“遵理与悖理”之间的二元对立。而代表封建传统秩序的“理”则具象为作品中的“门第观念”,成为研究中日文化的切入点,由此可以管窥明末中国与幕末明治日本在思想文化上的异同。《牡丹亭》在追求爱情理想的过程中,给出了实现爱情的三种方案,展开对“门第”关系平衡的探索,始于“至情”却不得不回归“伦理”,但通过对“至情”的生动刻画又深刻地表达出“以情反理”后再“返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至情”对“理”的反拨。《牡丹灯》作为追求爱情理想的失败案例,歧路之始便是“门第”不匹配的爱情结合,针对这一矛盾,石川认为无论是用传统的冷酷无情教条主义的“理”,还是新兴的随心所欲“唯欲望”的“情”,都并非最佳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他提倡的是“以理压情、以情融理”的辩证结合。在关联母题之外,两部作品对“红娘牵线”“棒打鸳鸯”“人鬼殊途”“门当户对”四个自由母题也有相近但不同的处理方式。从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角度出发,对我们理解汤显祖与石川鸿斋的“情理”矛盾处理策略以及两部作品中体现出的中日情理观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从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理论概述、文本分析、深度阐释、总结反思等角度展开。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研究综述以及对本文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的介绍。研究方法部分特别介绍了中日门第观念的相关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门第以及日本家族制度的探讨总结门第的一般本质,厘清“门第”与“理”的关系,梳理明末中国和幕末明治日本门第观念发生的新变化。研究方法部分还介绍了“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理论”,从作为本文理论来源的托马舍夫斯基关于母题的相关理论谈开,结合该理论与结构主义的渊源关系,分析相关理论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第二部分是“‘牡丹系列鬼话’通用‘语法’探究”,以母题理论为指导,通过对“1+6”部题含“牡丹”的人鬼恋题材作品的情节进行共时性研究,提炼出其中的“关联母题”和“自由母题”,为其后的文本分析做铺垫。第三部分是“《牡丹亭》与《牡丹灯》母题分析”,具体分析《牡丹亭》与《牡丹灯》中属于“关联母题”的各主要情节和属于“自由母题”的次要情节中所体现的“情理”矛盾关系,通过关联母题分析探究“门第”变化与“情”“理”的关系,通过自由母题分析探究次要情节演绎与“情理观”的关系。第四部分是“汤显祖与石川鸿斋的‘情理’矛盾处理策略”,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汤显祖与石川鸿斋对“情理”矛盾的相关表达以及应对策略,探究其中蕴含的深层文化因素。第五部分是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