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疫情引发的严重公共健康危机,抗疫药品知识产权豁免作为解决抗疫药品可及性问题的一种方案在WTO框架下被提出。抗疫药品知识产权豁免对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平衡各国利益冲突、改革现存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失衡具有重要意义。其作为知识产权限制性保护制度的一种,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制度来源可追溯至2001年《多哈宣言》中的强制许可制度。但强制许可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诸多分歧,导致知识产权豁免提案既有印度、南非等积极的拥护者,也有如德国这种立场坚决的反对派,目前药品知识产权豁免制度仅具雏形。WTO由于自身原因使得谈判进展推进十分缓慢,加之疫情背景下药品专利技术转让困难、国际货物贸易制度运行受阻,抗疫药品知识产权豁免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困难重重,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部分国家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面对公共健康危机时曾分别采用专利实施令、价格谈判、设立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局等方式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药品可及性之间的矛盾,而巴西、印度多实施强制许可制度以提高药品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由于各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贸易中的地位不同,所以对专利强制许可这类知识产权限制性保护制度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这些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保护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认为抗疫药品知识产权豁免是目前解决抗疫药品紧缺、缓解世界公共健康危机的一种可行方案。具体实现路径为:在WTO框架下达成抗疫药品知识产权豁免的TRIPS补充协议,通过明确豁免内容和期限、健全货物贸易审查机制、构建新型国际技术转让机制等加以实现。如果短期内上述目标无法达成,也可以寻求WTO框架下的其他替代方案,如通过对WTO现有原则和规则的解释,明确特殊情况下各国可以背离或暂缓履行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把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维护人类生命健康权作为首要目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在WTO抗疫药品知识产权豁免谈判中明确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积极推动协议的达成。同时,中国可以通过自贸区实践等方式对抗疫药品知识产权豁免规则进行先行先试,积累相关经验并加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