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自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生活日新月异,科技在改善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同时,其负效应也逐渐显现。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科学技术的应用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科技的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科技与生态的关系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实现科技的生态价值是当前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恩格斯生活于十九世纪,正是科技大爆发的时代。由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生活日新月异,科技在改善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同时,其负效应也逐渐显现。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科学技术的应用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科技的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科技与生态的关系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实现科技的生态价值是当前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恩格斯生活于十九世纪,正是科技大爆发的时代。由于他生活的背景和兴趣所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思考颇深,见解独到,其相关论述散见于诸多著作中,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包括对科技与生态关系的审视。也正是如此,梳理并重构恩格斯科技观的生态向度思想体系对于解决当前科技发展与生态危机的问题十分必要。本文以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紧扣“恩格斯科技观的生态向度”的问题视角,沿着“背景呈现-脉络梳理-内容阐释-体系构建-价值展现”的写作思路,合理地运用文献阅读法等研究方法。全文以恩格斯的文本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切入点,融入自身对其思想的解读,厘清恩格斯科技观中的生态思想,并对其内容体系进行架构。在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提炼出关于科技观的生态向度的理论要点与核心,挖掘其时代价值,使恩格斯科技观的生态向度重现生机与活力。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恩格斯科技观的生态向度的思想是基于其所处的时代,在继承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二,恩格斯科技观的生态向度是恩格斯历经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根据其著作的论述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形成与成熟三个时期。第三,恩格斯科技观的生态向度中科技与生态的关系具有双向性。科技可以促进生态的改善,也会给生态带来威胁与破坏,而自然必将对人类超出其承受范围的行为活动进行报复。基于此,恩格斯提出了科技的生态解放的两条途径:转变思维方式和变革社会制度。第四,恩格斯科技观中的生态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我国当前科技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他文献
乡村旅游是以村庄的田园风光、民俗活动等为载体,借助农业资源、特色建筑、地方民俗文化等资源所进行的一项旅行游览活动。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履行引导乡村旅游发展职责的依据。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已经到了规范化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时期,相关的研究也如火如荼,政府也应当按照服务型政府要求当顺势而为,以提供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方式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我国现阶段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诸如乡村旅游产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乡村文化是许多背井离乡游子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美丽乡村建设的提出让无数漂泊的心灵寻找到一丝慰藉。在现代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技术革新和自然危机的矛盾中,农村生态文化作为美丽乡村建设中最易被忽视,也是最薄弱的环节,有着不断被破坏和泯灭的风险。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提出给农村生态文化带来曙光,在一定程度上将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带向大众视野。《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提出将乡村
目的 通过对福建省新生儿听力筛查现况分析,探索有利于推进福建省新生儿耳聋防控体系建设的相关策略。方法 选取福建省2018—2020年出生的全部活产新生儿作为听力筛查对象,收集福建省各县区筛查单位,市(县)区级妇幼保健机构和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的听力筛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新生儿于出生后48~72 h内应用筛查型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POAE)或自动听性脑干反应(AABR)进行听力初筛,初筛未通过者于出
在我国施行了30余年的“乡政村治”制度在部分农村地区流为形式,在这些地区,政府往往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单一主体,“村两委”、村民等多元主体沦为看客甚至与政府存在冲突。在对乡村开展治理工作时很多单位权责不分,缺少对自己的精准定位,缺少服务于大众的意识;虽然国家提倡到基层中去,到下层中来,但是仍然无法缓解农村建设缺少资源的现状;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基础建设不完善,政府服务水平较低,尚未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型。
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是党成立以来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并以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为主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目标与话语体系。作为特定思想价值理念的外在呈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关系着我们党的理论体系与价值取向能否准确表述、传达给我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群众。如若话语体系的创新不能适应于现实社会实践的需要,我国的国家形象便容易遭受西方
信用卡作为信用交易的媒介和货币体系的延伸,其方便、安全、灵活的特点使得个人或小微企业融资快捷。随着新旧产业转型升级及新冠疫情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卡贷后风险上升,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信用卡违约现象严重,客诉矛盾不断及“黑灰产”行业势力猖獗等方面。信用卡市场乱象不断,如何完善各项金融制度,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引导信用卡贷后市场良性发展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S商业银行为对象,采用案例分析法对其信
BOT模式是目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主要模式之一,即投资人通过“建设-经营-移交”的方式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通过BOT模式,政府能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可解决建设资金的缺口问题,对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家鼓励投融资体制的创新,BOT模式得到了大力的推广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目前,大多高速公路项目也采用BOT模式进行融资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BOT模式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
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作为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部分,是地方政府资金支出的主要部分,有着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就是与全体人员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也能有效提升政府投资效益。自上世纪90年代审计机关开展投资审计以来,由于国家审计节约了大量财政资金,切实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对于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管越来越头重脚轻,依赖于审计机关监督的最后一道关口。前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普及并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领域,电子政务也迈向了一个新阶段。为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互联网+”开始逐步应用到各项政务服务上。近年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旨在向建设服务型政府发展、深化简政放权、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由此,“互联网+政务服务”就应运而起,并且在此阶段也开启了政务服务创新模式。“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