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涵上看,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是行政复议机关与检察机关以“行政复议+行政检察”联动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和行政争议诉源治理的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人民性、公益性、程序和实体的交互性。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与相似的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相比,两者在法律关系结构、检察定位、功能目的、启动方式上存在区别。在实践中,四川省于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首创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的模式。截至2021年8月,全国已有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行政（复议）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制定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的规范,部分行政复议机关已经邀请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成功调处多起行政争议。由于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尚属“新品”,现阶段这种模式在理论根源、职能定位、启动方式、案件和程序环节范围、职能实现方式、效力程度等方面存在问题。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的正当性基础由现实基础、理论基础和规范基础共同构筑。《行政复议法（征求意见稿）》（2020年版）未能彻底消除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之间的“护短”疑云,这种“天然缺陷”需要寻求新的修复方案。行政检察制度尽管产生至今已逾三十年,但因其法律规范基础薄弱、适用对象范围有限,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滚芥投针”。从目标实现的角度来看,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成为行政复议制度与行政检察制度的联结点,促使两项制度融合发展。在检察机关反贪、反渎职能“转隶”后,检察机关正致力于开拓检察业务“新疆域”,行政检察正是检察机关大可作为的新天地。正因这四方面现实基础,近年来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的模式迎来了产生和发展的机遇。在理论基础上,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分工原则,国家机关的各项权力可以适当整合,检察机关可以介入行政复议,与行政复议机关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地完成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在权力分工原则下,检察机关承担国家法律监督职能,对缺少有效监督的行政复议权力开展法律监督成为检察机关的应尽责任,满足现代法治国限制行政权的需求。协同治理理论要求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恰可打破行政复议制度单一治理主体的限制,为行政复议作为行政争议化解的主渠道注入更多新的力量。以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之规定为依据,各地行政（复议）机关与检察机关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政策）接连出台,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的规范基础已基本具备。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后,检察机关的首要职能定位应为行政复议的监督机关,一方面要监督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受到检察监督时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合法性意见,另一方面也发挥监督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作用,同时落实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检察机关也应作为行政复议释法说理的补强机关,通过释法说理补强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律适用能力、提高行政复议决定的释法说理程度,促进行政复议申请人懂法明理,做到“案结事了”。检察机关还应作为行政复议调解的促进及调解实效保障机关,形成链状的行政复议调解促进模式,提高行政复议调解成功率。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的制度应从原则和规则两方面建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检察工作基本原则作为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的一般原则,检察机关不替代行政复议机关、检察机关主动介入行政复议、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保持效能作为特殊原则。在制度推广运用期间,检察机关可以涉及行政处罚、政府信息公开、举报投诉处理、行政征收、行政确认的公安、自然资源、市场监管、房屋征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行政复议案件作为介入对象。为使检察机关充分履行职能,行政复议的受理、审理和决定均应成为检察机关介入的行政复议程序环节。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后,可以通过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等方式实现职能,以使检察机关介入成效更实、成色更足。要确保检察机关介入行政复议制度运行顺畅,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立和信息化业务对接平台的打造两方面保障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