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虽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但这一经济理论的形成基础与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历史经验是密不可分的。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基于中国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归纳与理解，是为了中国现在以及未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它的理论基础，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第二是中国的实际，这是它的实践基础，其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我国的传统文化。第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既需要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和失败教训，清理其留下的遗产，也需要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价值取向”以外的文明成果。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对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
　　劳动过程分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理论。他的工作启发了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并建立了劳动过程的视角或框架，具有管理控制、多样性和劳动组织制度等强有力的概念。劳动过程分析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演变成他所说的“正常科学”──一个由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以公认术语为基础的既定思维和研究领域。劳动过程理论认为组织和进行劳动过程的方式，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现在的社会形态以及任何特定社会形态，并不是在当时立即产生那个社会的那些“法则”的一种同时发生的创造物。每个社会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瞬间，而只能作为那个过程的一部分而被人们所掌握。这种注重历史观的同时，又关注社会形态与劳动关系的研究方法，与法国调节学派有共通之处。
　　法国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积累体制”，每一种积累体制都有一种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积累过程。其核心思想是希望阐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怎样使调节模式的改变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调节学派的基本概念中生产方式、制度形式、积累体制、调节模式等核心概念的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理，也遵循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论述。在该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联系如此密切的前提下，用调节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 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积极的影响。由于调节理论的理论结构过于宏大，文章中主要关注工资-劳动关系和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工资-劳动关系指的是“工作组织的类型；社会和技术分工；劳动力流动；直接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间接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 工资-劳动关系的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为它认为工人是一个政治主体，其社会建设、交换关系和服从或与其他社会代理人冲突的方式在整个经济运作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劳动过程理论与工资-劳动关系的研究结构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国外学者对调节学派的研究多集中在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但是以生产与消费相互平衡的积累形式和以制度形式影响发展模式的经济现象在中国也确实存在，以调节学派中工资-劳动关系的理论结构和研究方法联系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从调节学派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形式、积累体制、调节模式等方面的调整与变迁，这样不仅可以丰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可以扩大调节学派的研究层面，同时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通过归纳分析，演绎分析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捜集整理相关文献与历年数据，了解劳动过程理论和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和主要研究成果，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通过科学历史观与发展观的有机统一，从全球经济动态调整的角度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发展。在科学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框架内,将制度变迁因素纳入到基于新的经济体制转型视角下的中国经济总体特征关系的分析中。
　　本文首先总结了调节理论的构架，工资-劳动关系的定位以及劳动过程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调节理论起源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经济“黄金三十年”的分析，其分析框架具有劳动过程理论的影子。例如对大规模生产形式的福特主义装配线的研究。其分析过程符合劳动过程理论中对管理控制以及工人技能的研究方法。二者在理论分析方法中具有强烈的共性。由劳动组织的一致性和支付原则来定义的工资-劳动关系，注重制度形式对劳资关系的影响，这在定位上与劳动过程中管理控制的具体实施过程相呼应。
　　在综合了调节理论与劳动过程理论之后，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劳动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积累体制的变化来发展的，在第二章里，主要从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外资投入来说明劳动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和工资的决定形式是工资-劳动关系的重点分析对象，在第三章里，主要说明在劳动过程的变迁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过程以及工资决定的制度变迁形式。劳动过程理论中认为技术决定这劳动管理控制的形式，技术的发展遵循着技术浪潮的规律，也影响着工业生产范式的转变；在第四章中，主要从技术浪潮冲击的角度，分析中国工业生产范式和劳动过程的转变形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劳动力市场经过了一系列的转型与发展，在第五章中，从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转向民工荒的角度，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供给的变迁形式。这些问题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脉络。
　　国有企业经过三个时期的改革，在国家法规政策导向及约束下，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逐步建立，工资指导线、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等宏观指导制度不断健全，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普遍建立。从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控制的角度来说，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我国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在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也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尤其是缩小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改革开放后，家用电器、纺织业、钢铁业等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迅速。在这些巨大增长之后，技术变革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制造业在规模、生产率、技术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强的技术浪潮适应性。宿舍劳动制度带来的经济和管理控制方面的收益，以及缺乏独立的谈判机制和工会的声音，意味着现行制度将继续存在。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着从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向劳动力短缺过渡的时期。无限劳动力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工资趋同的现象预示着全国将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短缺的新范式将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劳动力短缺将给工人更多的议价能力，导致工资上涨更快。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放开，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城市劳动力市场高度信息化，缺乏正式劳动合同，非工资待遇少，使得劳动力配置日益市场化，但增加了缺乏社会保险覆盖的工人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