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凸显了中西方人民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很多中国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原地过年、居家隔离以及佩戴口罩等号召,而西方很多人则是高举自由大旗,极力捍卫个人自由。实际上,在我们人民内部,也有一些西方式的“自由”呼声。这里姑且不论哪种思维模式更值得提倡,但是可以发现,中西文明交汇的大背景下,文化转型仍未完成。要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把握好正确方向,需要以史为镜,从我们的优秀前辈们身上汲取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研究庚款留美学生的婚恋观。婚恋观转型是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1900年（庚子年）,清政府与列强开战,战败后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根据《辛丑条约》,清政府须向列强赔款白银共4亿5千万两,其中应赔偿美国3200多万两。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还部分庚子余款给中国作为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经费。1909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商定,从1909年起的四年清政府每年派遣100名学生往美国留学,从第5年起,每年续派至少50名。这些留学生就是后世所说的庚款留美学生。前期庚款留美的学生都是男生,然而自从1914年开始,中国便与美国协定开始选派女子留学生,定额为10名,每隔一年招考一次。即便如此,从整体看来,庚款留美学生中男生仍占了绝大多数。庚款留美学生并不是中国第一波留美的学生,也不是同时期唯一一波留美的学生。与之前的留美学生以及同期自费留美的学生相比,庚款留美学生这个群体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期间,政府就公费派遣过留学生。而且,当时这第一波留学生的目的地就是美国。这批留学生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留美幼童。这一派遣计划遭到了很多守旧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这群留美幼童会被西方文化所影响,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出现背离。而与庚款留美学生同时期出国的还有许多自费留美的学生,而且数量上甚至还要超过庚款留美学生的数量。但是社会上对这群自费留美生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忧虑,担心他们会使得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渗透过深。不难看出,庚款留美学生与第一波留美幼童以及同时期自费留美的这批留学生相比,得到了国家以及社会更多的支持。庚款留美的学生都在中国长大,在华学习与生活的期间已经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最重要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看法也接受了出国学习会给留学生的生活方式带来影响。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有很多都没有系统梳理过自己的婚恋观,于是本文拟从他们的婚恋生活入手,通过研究记载他们婚恋生活的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从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婚姻礼俗三个方面来考察他们的婚恋观。由于庚款留美学生这个群体比较庞大,本文拟从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几个代表人物入手。本文选取的几个代表人物有胡适、吴宓、陈衡哲、梅光迪、赵元任、竺可桢、侯德榜。这七个代表人物在性别上有男有女,在专业上有文有理,各自从事的领域也有一定区别。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上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不仅影响着他们自身所属的庚款留美群体,还为社会上没能出国的普罗大众,这其中也包括了国内开风气之先城市的大学生,提供了示范作用。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来呈现二十世纪前后中美两国社会上截然不同的婚恋观,为全文交代大背景。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本文则是按照时间的逻辑分别从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婚姻礼俗三个方面对他们的婚恋观进行考察。第二章主要是自由恋爱的层面。按照现代人的逻辑,婚恋生活中先有恋再有婚。在自由恋爱之后,庚款留美学生还面临着如何处理包办婚姻的问题,这正是第三章所着眼的地方。而不管是自主结成的婚姻还是包办婚姻,最终庚款留美学生在自己的婚礼中对婚俗还有一个取舍的过程。对婚俗的看法正是第四章的核心所在。本文的结论是,庚款留美学生的婚恋观是新旧杂糅的。他们基本都已经认同了自由恋爱,但是在婚姻自主权上却没有达成一致。即便如此,他们基本都表现出改良传统婚俗的愿望,并且为社会上的移风易俗起到了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