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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人民教育出版社78年版、88年版、03年版和17年版统编德育教材目录的语言风格，发现教材语言的风格越来越倾向于儿童化、生活化，对话性也越来越强。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即教材编写新理念的影响、儿童观的影响、教材内容对教材语言的影响。面对这些变化，教育者们应关注儿童的需要与认知水平，并坚持教材语言的儿童化立场。
关键词 德育教材;教材语言;语言风格
作者简介 李桐，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潘晓慧，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章乐，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副教授
教材是教育活动的重要媒介，如果说教材内容是学生与编写者之间的沟通桥梁，那么教材语言就是这座桥梁的建筑材料。教材通过语言来组织学科知识、体现教育理念，教材语言是教学内容、学习内容的主要载体，语言使用是否恰当对于学生能否正确深刻地理解教材内容有很大影响。研究教材语言是对教材体系知识的组织与表述、教育理念的设计与安排的直接反映。德育目前在我国主要通过德育课程来实施，而教材又在德育课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课程实施的媒介。德育课程自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以来，不管是课程大纲还是教材内容，都经历了诸多变化，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德育教材进行统计分析。
教材的语言不仅会出现在正文中，也会出现在目录中，为了做到以点带面，更好地把握四套教材的语言风格，本文仅选取教材的目录进行分析，即教材的单元标题和课标题。具体研究对象为以下四个版本教材的一、三、五年级目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道德与法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品德与生活（社会）》、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思想品德》、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政治》（以下分别简称为17年版、03年版、88年版和78年版）。因一至三年级于1978年时尚未开设政治课，所以该版教材缺少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内容分析。
一、教材目录的语言风格情况
这一部分从四个方面和两个层次展开分析。四个方面是指语言风格中包含的四组相对应的观测点，即成人语言与儿童语言、生活语言与政治语言、指令式语言与对话式语言、图片为主与文字为主。两个层次是指目录分析的不同角度：一是横向，即比较同一年级不同版本的教材目录语言风格的变化;二是纵向，即比较同一版本中不同年级的教材目录语言风格的不同。
（一）儿童语言与成人语言的选择
儿童语言是指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儿童语言习惯和认知水平的经验化、童趣化、叙述式的表达，例如17年版三下“我的家在这里”“大家的朋友”这样的表述。成人语言是指从成人角度出发，站在成人角度思考问题，适应成人习惯和体验的逻辑化、系统化、论述式的表达方式，传达某种经验或教诲，俯视的说教式语言，例如88年版三上“要诚实”“多为集体做好事”。中性语言代表没有明显的倾向抑或同时包含与适用于两种倾向，例如03年版三上第一单元标题“家庭、学校和社区”就没有明显的儿童风格或成人风格。基于此定义，本文对目录进行了以下统计（见表1）。
首先，从总计部分来看，几版教材中三个年级的儿童语言比例不断上升，成人语言比例不断下降。总体上由78、88年版以成人语言、中性语言为主向03、17年版以儿童语言为主发展。
其次，从各版本同年级情况的比较来看，从78年版到17年版，三个年级教材目录中儿童语言比例都逐渐提升，成人语言比例不断下降。但是中性语言的比例变化有所不同，一年级和三年级都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然而03年版和17年版五年级教材中性语言占比最大且上升趋势明显。这是因为03年版与17年版教材是基于综合取向的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和《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编写的，其中均加入了许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例如03年版五下的“追根溯源”“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两个单元，分别讲述了衣食住行的发展历史及我国各类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此类陈述性的语言是客观的，不偏向于成人视角或者儿童视角，因此归为中性。四版教材的五年级目录语言总体表现为成人语言下降，中性语言和儿童语言上升。
最后，从各版本内部年级纵向比较来看，因78年版只有五年级教材，无法比较，所以纵向层面只关注88年版、03年版和17年版。同一版本中，随着年级变化，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的占比也随之变化。年级越高，儿童语言的占比越少，成人语言和中性语言的占比增加。88年版有些许起伏，但总体符合趋势。
（二）生活语言与政治语言的选择
生活语言的核心是指向儿童的微观生活，贴近现实生活的、易被儿童接受和理解的语言。生活语言侧重微观生活、描述生活细节，是体验的、感受的，可以是个人化的也可以是公共性的，价值导向比较隐含或者没有，例如88年版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做”，03年版的“我换牙了”。而政治语言的核心是指向宏大的政治表述，指含有政治专业术语、政治名词，直接或间接渗透了某种价值观的语言。政治语言比较宏大，缺少个人化的体验和感受，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例如78年版的“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表述。中性语言定义同上文相同，在目录中的体现有03年版五年级的“吃穿住话古今”“汉字与书的故事”。根据以上定义，笔者也对体现该分组语言风格的目录进行了统计（见表2）。
首先，从各版本总体情况的比较来看，除78年版以外，教材目录的语言风格倾向都是以生活语言为主，且其占比逐渐上升，政治语言比例呈下降趋势。后面三个版本中有较少的中性语言，变化不大。
其次，从各版本同年级情况的比较来看，一年级教材目录的生活语言一直维持在很高的占比，波动中总体上升。三年级教材目录中，生活语言比例大幅增长，政治语言比例不断下降，中性语言比例整体来看也有所减少。78年版到03年版的五年级教材目录语言变化同三年级一致。但到了17年版，生活语言比例大幅下降，政治语言比例提升，中性语言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同第一组一样，这也是由于教材内容的不同带来的變化，17年版有更多的历史性内容，例如“推翻帝制民族觉醒”，以及公民教育内容，例如“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涉及一定的政治元素。 最后，从各版本内部年级纵向比较来看，88年版、03年版以及17年版教材目录的生活语言使用比例也基本都随年级增高而减少，政治语言比例随年级增高而增加。
（三）对话式语言与指令式语言的选择
对话式语言是指以对话作为教材文本呈现形式的语言，对话的双方可以是教材中的人物，也可以是教材编写者与阅读者，例如03年版三年级的“规则有什么用”“我们给自己定规则”。指令式语言是指以指令作为教材文本呈现形式的语言，通过下指令给学生提出不容置辩的要求，例如88年版一年级的“不说谎话”。中性语言依然被定义为没有明显的倾向抑或同时包含与适用于两种倾向的语言，例如88年版的“光辉的节日”、03年版的“过新年”、17年版的“课间十分钟”这样的表述。基于此，笔者将目录情况统计如下（见表3）。
首先，从各版本总体情况的比较来看，呈现出指令式语言为主向对话式语言为主发展的趋势。其次，从各版本同年级情况的比较来看，一年级和三年级教材中，88年版的教材目录因其道德条目式的呈列方式，呈现以指令式语言为主的特点。03年版和17年版以对话式语言为主，中性语言次之，辅以少量的指令式语言。这两版教材目录中的指令式语言偶尔出现在课内标题中，如03年版三下第十三课内的小标题“遵守交通规则靠自觉”。78年、88年版五年级教材目录的语言风格变化情况与一、三年级相近，但17年版中指令式语言比例增加并且对话式语言比例减少，推测其原因与前两组语言风格中17年版五年级突然变化的原因一致。较多的历史性内容，例如“中国有了共产党”“富起来到强起来”，需要使用陈述性的中性语言和总结要求式的指令式语言。最后，从各版本内部年级纵向比较来看，三个版本三个年级间的语言类型比例没有明显的直线变化。
（四）文字为主与图片为主的选择
因目录以文字呈现的特殊性，这一维度不再进行定义。三个年级各版本的教材目录都是以文字形式呈现。值得一提的是，03年版一年级目录的每个课标题旁都有一张对应的小插图，十分富有童趣，如图1所示。同时，03年版一年级内文的课标题也与图片有了一定的結合，使题目不仅是一个章节的代号，而是融入了教材中。例如图2，“我背上了新书包”可以是下面这幅图的名字，呈现主题;也可以是一个个引人思考的问题——我背上新书包之后是怎样的场景？有怎样的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儿童语言、生活语言和对话式语言在教材目录语言中的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成人语言、政治语言和指令式语言的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17年版五年级教材较为特殊，相较于前三版，其儿童语言、生活语言和对话式语言突然下降，成人语言、政治语言和指令式语言比例变化并不明显，但中性语言比例大幅增长。
二、教材目录语言风格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结果，本文开始探索带来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在查阅相关文献后，整合得出了以下三点主要原因。
（一）教材编写理念的影响
教材编写理念、教材定位会影响教材的整个设计与编排。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政治课，对学生“进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必要的政治常识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把思想品德课界定为：进行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公德教育和社会常识教育，从小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88年版教材在此基础上产生。88年版教材的责任编辑宋殿宽也阐述道：在内容安排上，既体现对少年儿童在思想品德素质方面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更注意从少年儿童的实际出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表现形式上，力求生动活泼，新颖有趣。再结合教材，78年版政治意味较强，目录上表现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崇高理想”等，虽然当时受“德育即政治教育”观念影响较大，但本文认为这类教材内容的选择以及直接讲述道理、解释概念的语言风格可能脱离了学生的认知水平。而88年版目录总体是很好理解的，明确清晰，例如“有事大家商量”。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指明03年版教材《品德与社会》的课程理念为：帮助学生参与社会、学会做人是课程的核心，学生的生活及其社会化需求是课程的基础，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是课程的追求。课程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和综合性，反映到目录上有“我们给自己定规则”“我能做好”等。再看17年统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根据课标规定，课程理念为：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会关心、积极探究是课程的核心;珍视童年生活的价值、尊重儿童的权利;道德存在于儿童的生活中，德育离不开儿童的生活;让教与学扎根于儿童的生活。课程具有生活性、活动性、开放性和综合性。两版教材都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强调教材与生活的联系，17年版教材的课标更是将重心放在了这一方面。同时17年版强调尊重儿童的独特价值，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来看，而非“小大人”，尊重儿童的生活经验，反映到目录上有“我不拖拉”等着眼于儿童自身生活话题的表达。
（二）儿童观对教材语言的影响
我国的儿童观分为传统儿童观和近现代儿童观。传统儿童观的主流观念是儿童是成人的附庸，儿童是“小大人”，是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传统儿童教育观主要表现为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基本行为习惯的训练，并鼓励男童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引进、近代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教育家的倡导与实践，新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得以产生。近代的儿童观开始承认儿童是独立的人。民国初期提出，培养儿童成为国民是民国儿童自身发展和社会价值的核心。现代儿童观基于人本主义儿童观，受其影响，要求关注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儿童的动机以及儿童的主观能动性。
儿童观在教材中的融合影响了教材语言的使用，其中儿童语言的比重变化反映出编写者对儿童地位重视程度的变化。88年版教材更多地体现出社会本位的特点，从社会角度出发对儿童的各个方面提出要求，例如目录中的“要诚实”“要管得住自己”，都是具体的道德条目与要求。03年版和17年版的目录风格则更倾向于儿童本位，尽量考虑到儿童的需求与接受度，例如“我爱我的家”“生命最宝贵”，关注儿童身边的点滴，而非一味追求社会规范。通过分析78年版到17年版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不同版本教材中儿童地位高低的过渡与教材更加重视儿童本位这一变化趋势。 （三）教材内容对教材语言的影响
综合来看，几个不同版本教材的语言差距较大。教材语言属于形式，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合适的形式对内容有促进作用。因此教材中内容的选择也可能影响语言的表述。例如：88年版教材中仍有较多的政治元素，就像目录中的“多为集体做好事”“人民的子弟兵”等，这些较为严肃的、宏大的思想内容多使用成人语言与指令式语言。改革开放以来，在几版教材中，78年版的教材内容多与政治主题相关，因此目录几乎全部都是用政治语言。88年版受“德育即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观点的影响，更多地关注道德层面以及行为规范，在教材语言上也更多选用了中性语言和儿童语言。95年以后，随着德育定义的变化，个性心理品质教育或心理健康教育加入到了教材之中。新课改后，又强调从生活视角整合这些内容，因此教材中生活內容是大幅增加的。03年版更多地将内容聚焦于儿童学习生活中的元素，关注自身、家庭、学校、社会等层面，从儿童的角度看待周围的一切，拉近了教材与生活的距离。例如“马路不是游戏场”“我们的生活需要谁”等，带领学生关注日常过马路的行为准则以及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服务的群体，将教材与生活联系了起来。17年版教材延续关注儿童生活的风格和做法，更加贴近儿童、尊重儿童立场，因此在语言的运用上，更偏向于儿童语言和生活语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教材语言的儿童化、生活化趋势顺应了教材内容变化的需要。
三、关于教材目录语言风格的建议
对目录语言风格变化的分析以及变化原因的探索与总结，令笔者对于教材编写有了更深的领悟。那么，对于教材而言，语言风格的选择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笔者提出几点教材编写的建议。
（一）坚持教材语言的儿童化和生活化立场
教材归根结底是“学材”，首先需要适应的是学生的需求。小学生作为6～12周岁的儿童，处在道德品质养成的初期。品德教材是为儿童编制的，服务于儿童的思想道德发展，那么就不得不为儿童考虑。教材语言的儿童化和生活化，对于儿童理解文本、进入情境，进一步培养其道德品质以及反思生活的习惯和能力等都是有很大益处的。经过多年探索，品德教材终于迈出了走向儿童的一大步，从以往的成人化、政治化转向走近儿童的儿童化和生活化。从78年版到17年版，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转变。坚持教材语言的儿童化和生活化，直观来看是要更多地使用儿童语言、生活语言、对话式语言这类儿童化和生活化的语言，在表达上尽可能贴近儿童的表达方式或者使用儿童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其背后的要求是教材语言应充分尊重儿童的兴趣与需要，把教材编写成儿童学习的伙伴，促进教材中的儿童和课堂中的儿童的互动。同时也要尊重学生的生活，充分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推动学生思维与教材内容的联结。
（二）选择适合儿童的语言风格
教材有两个关注面，即教学面和学习面。通过教材语言组织可以发掘教学的策略与方法。不同的教材语言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教师在使用教材上课时，其教学设计无法避免地会受到教材语言的影响。以对话式语言与指令式语言为例，对话式语言的教材内容蕴含着一种对话、讨论的思维，而指令式语言更易通过总结、告诫的方式表现。与此同时，教材语言影响着学生对教材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或核心问题的理解。以正文的语言风格为例，88年版的教材多是以一个故事开场，最后得出一个准则，学生很有可能看完故事知道了结论就没有下文了。而17年版的正文则更多向引导、总结、提升的方向靠拢，篇幅不多，却起着贯穿全文的作用，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帮助学生发散思维。
教材呈现出儿童语言、生活语言、对话式语言增长的趋势，这是国家层面发现和尊重儿童的过程，也是教育发现和尊重儿童的过程。但并不能因此便将所有品德教材的语言都改为符合这种趋势的风格，一时的趋势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教材编写应坚持选用符合儿童认知水平与特点的教材语言，扎根于实际情况，不可闭门空想，独自猜测儿童可能有怎样的需要，而要在实践中掌握实际情况。符合儿童的需求，才有可能提升儿童对教材、对课程的关注度，从而提高品德课程的参与度。
（三）促进语言风格的多样化
儿童语言、对话式语言等风格可以相辅相成，丰富教材语言的表达。对话式语言强调与人的互动性，带领儿童进入一个设置好的情境之中，对儿童予以启发。生活语言注重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它围绕生活话题展开，增强了实用性，使得教材不是脱离于生活实践的空中楼阁，也使得孩子更易理解和接受。儿童语言关注儿童的兴趣与能力，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呈现相关内容，让教材服务于儿童。图文并茂可以帮助儿童理解文本、形象记忆，激发儿童兴趣的同时提升其专注力。教材的语言风格丰富、多元，有助于增添教材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通过对教材目录语言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几版教材语言风格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反映出来的现象与问题值得思考。教材是教与学的载体，教材语言问题的根本还是教育问题而非语言问题。“教材语言”作为专业名词被提出并进行研究才14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品德课程的教材语言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也值得我们不断思考、不断探索。
责任编辑 何蕊
关键词 德育教材;教材语言;语言风格
作者简介 李桐，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潘晓慧，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章乐，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副教授
教材是教育活动的重要媒介，如果说教材内容是学生与编写者之间的沟通桥梁，那么教材语言就是这座桥梁的建筑材料。教材通过语言来组织学科知识、体现教育理念，教材语言是教学内容、学习内容的主要载体，语言使用是否恰当对于学生能否正确深刻地理解教材内容有很大影响。研究教材语言是对教材体系知识的组织与表述、教育理念的设计与安排的直接反映。德育目前在我国主要通过德育课程来实施，而教材又在德育课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课程实施的媒介。德育课程自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以来，不管是课程大纲还是教材内容，都经历了诸多变化，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德育教材进行统计分析。
教材的语言不仅会出现在正文中，也会出现在目录中，为了做到以点带面，更好地把握四套教材的语言风格，本文仅选取教材的目录进行分析，即教材的单元标题和课标题。具体研究对象为以下四个版本教材的一、三、五年级目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道德与法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品德与生活（社会）》、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思想品德》、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版《政治》（以下分别简称为17年版、03年版、88年版和78年版）。因一至三年级于1978年时尚未开设政治课，所以该版教材缺少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内容分析。
一、教材目录的语言风格情况
这一部分从四个方面和两个层次展开分析。四个方面是指语言风格中包含的四组相对应的观测点，即成人语言与儿童语言、生活语言与政治语言、指令式语言与对话式语言、图片为主与文字为主。两个层次是指目录分析的不同角度：一是横向，即比较同一年级不同版本的教材目录语言风格的变化;二是纵向，即比较同一版本中不同年级的教材目录语言风格的不同。
（一）儿童语言与成人语言的选择
儿童语言是指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儿童语言习惯和认知水平的经验化、童趣化、叙述式的表达，例如17年版三下“我的家在这里”“大家的朋友”这样的表述。成人语言是指从成人角度出发，站在成人角度思考问题，适应成人习惯和体验的逻辑化、系统化、论述式的表达方式，传达某种经验或教诲，俯视的说教式语言，例如88年版三上“要诚实”“多为集体做好事”。中性语言代表没有明显的倾向抑或同时包含与适用于两种倾向，例如03年版三上第一单元标题“家庭、学校和社区”就没有明显的儿童风格或成人风格。基于此定义，本文对目录进行了以下统计（见表1）。
首先，从总计部分来看，几版教材中三个年级的儿童语言比例不断上升，成人语言比例不断下降。总体上由78、88年版以成人语言、中性语言为主向03、17年版以儿童语言为主发展。
其次，从各版本同年级情况的比较来看，从78年版到17年版，三个年级教材目录中儿童语言比例都逐渐提升，成人语言比例不断下降。但是中性语言的比例变化有所不同，一年级和三年级都呈现出先升后降的态势，然而03年版和17年版五年级教材中性语言占比最大且上升趋势明显。这是因为03年版与17年版教材是基于综合取向的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和《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编写的，其中均加入了许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例如03年版五下的“追根溯源”“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两个单元，分别讲述了衣食住行的发展历史及我国各类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此类陈述性的语言是客观的，不偏向于成人视角或者儿童视角，因此归为中性。四版教材的五年级目录语言总体表现为成人语言下降，中性语言和儿童语言上升。
最后，从各版本内部年级纵向比较来看，因78年版只有五年级教材，无法比较，所以纵向层面只关注88年版、03年版和17年版。同一版本中，随着年级变化，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的占比也随之变化。年级越高，儿童语言的占比越少，成人语言和中性语言的占比增加。88年版有些许起伏，但总体符合趋势。
（二）生活语言与政治语言的选择
生活语言的核心是指向儿童的微观生活，贴近现实生活的、易被儿童接受和理解的语言。生活语言侧重微观生活、描述生活细节，是体验的、感受的，可以是个人化的也可以是公共性的，价值导向比较隐含或者没有，例如88年版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做”，03年版的“我换牙了”。而政治语言的核心是指向宏大的政治表述，指含有政治专业术语、政治名词，直接或间接渗透了某种价值观的语言。政治语言比较宏大，缺少个人化的体验和感受，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例如78年版的“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表述。中性语言定义同上文相同，在目录中的体现有03年版五年级的“吃穿住话古今”“汉字与书的故事”。根据以上定义，笔者也对体现该分组语言风格的目录进行了统计（见表2）。
首先，从各版本总体情况的比较来看，除78年版以外，教材目录的语言风格倾向都是以生活语言为主，且其占比逐渐上升，政治语言比例呈下降趋势。后面三个版本中有较少的中性语言，变化不大。
其次，从各版本同年级情况的比较来看，一年级教材目录的生活语言一直维持在很高的占比，波动中总体上升。三年级教材目录中，生活语言比例大幅增长，政治语言比例不断下降，中性语言比例整体来看也有所减少。78年版到03年版的五年级教材目录语言变化同三年级一致。但到了17年版，生活语言比例大幅下降，政治语言比例提升，中性语言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同第一组一样，这也是由于教材内容的不同带来的變化，17年版有更多的历史性内容，例如“推翻帝制民族觉醒”，以及公民教育内容，例如“建立良好的公共秩序”，涉及一定的政治元素。 最后，从各版本内部年级纵向比较来看，88年版、03年版以及17年版教材目录的生活语言使用比例也基本都随年级增高而减少，政治语言比例随年级增高而增加。
（三）对话式语言与指令式语言的选择
对话式语言是指以对话作为教材文本呈现形式的语言，对话的双方可以是教材中的人物，也可以是教材编写者与阅读者，例如03年版三年级的“规则有什么用”“我们给自己定规则”。指令式语言是指以指令作为教材文本呈现形式的语言，通过下指令给学生提出不容置辩的要求，例如88年版一年级的“不说谎话”。中性语言依然被定义为没有明显的倾向抑或同时包含与适用于两种倾向的语言，例如88年版的“光辉的节日”、03年版的“过新年”、17年版的“课间十分钟”这样的表述。基于此，笔者将目录情况统计如下（见表3）。
首先，从各版本总体情况的比较来看，呈现出指令式语言为主向对话式语言为主发展的趋势。其次，从各版本同年级情况的比较来看，一年级和三年级教材中，88年版的教材目录因其道德条目式的呈列方式，呈现以指令式语言为主的特点。03年版和17年版以对话式语言为主，中性语言次之，辅以少量的指令式语言。这两版教材目录中的指令式语言偶尔出现在课内标题中，如03年版三下第十三课内的小标题“遵守交通规则靠自觉”。78年、88年版五年级教材目录的语言风格变化情况与一、三年级相近，但17年版中指令式语言比例增加并且对话式语言比例减少，推测其原因与前两组语言风格中17年版五年级突然变化的原因一致。较多的历史性内容，例如“中国有了共产党”“富起来到强起来”，需要使用陈述性的中性语言和总结要求式的指令式语言。最后，从各版本内部年级纵向比较来看，三个版本三个年级间的语言类型比例没有明显的直线变化。
（四）文字为主与图片为主的选择
因目录以文字呈现的特殊性，这一维度不再进行定义。三个年级各版本的教材目录都是以文字形式呈现。值得一提的是，03年版一年级目录的每个课标题旁都有一张对应的小插图，十分富有童趣，如图1所示。同时，03年版一年级内文的课标题也与图片有了一定的結合，使题目不仅是一个章节的代号，而是融入了教材中。例如图2，“我背上了新书包”可以是下面这幅图的名字，呈现主题;也可以是一个个引人思考的问题——我背上新书包之后是怎样的场景？有怎样的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儿童语言、生活语言和对话式语言在教材目录语言中的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成人语言、政治语言和指令式语言的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17年版五年级教材较为特殊，相较于前三版，其儿童语言、生活语言和对话式语言突然下降，成人语言、政治语言和指令式语言比例变化并不明显，但中性语言比例大幅增长。
二、教材目录语言风格变化的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结果，本文开始探索带来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在查阅相关文献后，整合得出了以下三点主要原因。
（一）教材编写理念的影响
教材编写理念、教材定位会影响教材的整个设计与编排。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在小学四、五年级开设政治课，对学生“进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必要的政治常识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把思想品德课界定为：进行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公德教育和社会常识教育，从小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88年版教材在此基础上产生。88年版教材的责任编辑宋殿宽也阐述道：在内容安排上，既体现对少年儿童在思想品德素质方面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更注意从少年儿童的实际出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表现形式上，力求生动活泼，新颖有趣。再结合教材，78年版政治意味较强，目录上表现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崇高理想”等，虽然当时受“德育即政治教育”观念影响较大，但本文认为这类教材内容的选择以及直接讲述道理、解释概念的语言风格可能脱离了学生的认知水平。而88年版目录总体是很好理解的，明确清晰，例如“有事大家商量”。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指明03年版教材《品德与社会》的课程理念为：帮助学生参与社会、学会做人是课程的核心，学生的生活及其社会化需求是课程的基础，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是课程的追求。课程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和综合性，反映到目录上有“我们给自己定规则”“我能做好”等。再看17年统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根据课标规定，课程理念为：引导儿童热爱生活、学会关心、积极探究是课程的核心;珍视童年生活的价值、尊重儿童的权利;道德存在于儿童的生活中，德育离不开儿童的生活;让教与学扎根于儿童的生活。课程具有生活性、活动性、开放性和综合性。两版教材都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强调教材与生活的联系，17年版教材的课标更是将重心放在了这一方面。同时17年版强调尊重儿童的独特价值，将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来看，而非“小大人”，尊重儿童的生活经验，反映到目录上有“我不拖拉”等着眼于儿童自身生活话题的表达。
（二）儿童观对教材语言的影响
我国的儿童观分为传统儿童观和近现代儿童观。传统儿童观的主流观念是儿童是成人的附庸，儿童是“小大人”，是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传统儿童教育观主要表现为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基本行为习惯的训练，并鼓励男童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引进、近代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教育家的倡导与实践，新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得以产生。近代的儿童观开始承认儿童是独立的人。民国初期提出，培养儿童成为国民是民国儿童自身发展和社会价值的核心。现代儿童观基于人本主义儿童观，受其影响，要求关注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儿童的动机以及儿童的主观能动性。
儿童观在教材中的融合影响了教材语言的使用，其中儿童语言的比重变化反映出编写者对儿童地位重视程度的变化。88年版教材更多地体现出社会本位的特点，从社会角度出发对儿童的各个方面提出要求，例如目录中的“要诚实”“要管得住自己”，都是具体的道德条目与要求。03年版和17年版的目录风格则更倾向于儿童本位，尽量考虑到儿童的需求与接受度，例如“我爱我的家”“生命最宝贵”，关注儿童身边的点滴，而非一味追求社会规范。通过分析78年版到17年版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不同版本教材中儿童地位高低的过渡与教材更加重视儿童本位这一变化趋势。 （三）教材内容对教材语言的影响
综合来看，几个不同版本教材的语言差距较大。教材语言属于形式，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合适的形式对内容有促进作用。因此教材中内容的选择也可能影响语言的表述。例如：88年版教材中仍有较多的政治元素，就像目录中的“多为集体做好事”“人民的子弟兵”等，这些较为严肃的、宏大的思想内容多使用成人语言与指令式语言。改革开放以来，在几版教材中，78年版的教材内容多与政治主题相关，因此目录几乎全部都是用政治语言。88年版受“德育即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观点的影响，更多地关注道德层面以及行为规范，在教材语言上也更多选用了中性语言和儿童语言。95年以后，随着德育定义的变化，个性心理品质教育或心理健康教育加入到了教材之中。新课改后，又强调从生活视角整合这些内容，因此教材中生活內容是大幅增加的。03年版更多地将内容聚焦于儿童学习生活中的元素，关注自身、家庭、学校、社会等层面，从儿童的角度看待周围的一切，拉近了教材与生活的距离。例如“马路不是游戏场”“我们的生活需要谁”等，带领学生关注日常过马路的行为准则以及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服务的群体，将教材与生活联系了起来。17年版教材延续关注儿童生活的风格和做法，更加贴近儿童、尊重儿童立场，因此在语言的运用上，更偏向于儿童语言和生活语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教材语言的儿童化、生活化趋势顺应了教材内容变化的需要。
三、关于教材目录语言风格的建议
对目录语言风格变化的分析以及变化原因的探索与总结，令笔者对于教材编写有了更深的领悟。那么，对于教材而言，语言风格的选择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笔者提出几点教材编写的建议。
（一）坚持教材语言的儿童化和生活化立场
教材归根结底是“学材”，首先需要适应的是学生的需求。小学生作为6～12周岁的儿童，处在道德品质养成的初期。品德教材是为儿童编制的，服务于儿童的思想道德发展，那么就不得不为儿童考虑。教材语言的儿童化和生活化，对于儿童理解文本、进入情境，进一步培养其道德品质以及反思生活的习惯和能力等都是有很大益处的。经过多年探索，品德教材终于迈出了走向儿童的一大步，从以往的成人化、政治化转向走近儿童的儿童化和生活化。从78年版到17年版，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转变。坚持教材语言的儿童化和生活化，直观来看是要更多地使用儿童语言、生活语言、对话式语言这类儿童化和生活化的语言，在表达上尽可能贴近儿童的表达方式或者使用儿童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其背后的要求是教材语言应充分尊重儿童的兴趣与需要，把教材编写成儿童学习的伙伴，促进教材中的儿童和课堂中的儿童的互动。同时也要尊重学生的生活，充分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推动学生思维与教材内容的联结。
（二）选择适合儿童的语言风格
教材有两个关注面，即教学面和学习面。通过教材语言组织可以发掘教学的策略与方法。不同的教材语言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教师在使用教材上课时，其教学设计无法避免地会受到教材语言的影响。以对话式语言与指令式语言为例，对话式语言的教材内容蕴含着一种对话、讨论的思维，而指令式语言更易通过总结、告诫的方式表现。与此同时，教材语言影响着学生对教材背后的核心价值观或核心问题的理解。以正文的语言风格为例，88年版的教材多是以一个故事开场，最后得出一个准则，学生很有可能看完故事知道了结论就没有下文了。而17年版的正文则更多向引导、总结、提升的方向靠拢，篇幅不多，却起着贯穿全文的作用，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帮助学生发散思维。
教材呈现出儿童语言、生活语言、对话式语言增长的趋势，这是国家层面发现和尊重儿童的过程，也是教育发现和尊重儿童的过程。但并不能因此便将所有品德教材的语言都改为符合这种趋势的风格，一时的趋势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教材编写应坚持选用符合儿童认知水平与特点的教材语言，扎根于实际情况，不可闭门空想，独自猜测儿童可能有怎样的需要，而要在实践中掌握实际情况。符合儿童的需求，才有可能提升儿童对教材、对课程的关注度，从而提高品德课程的参与度。
（三）促进语言风格的多样化
儿童语言、对话式语言等风格可以相辅相成，丰富教材语言的表达。对话式语言强调与人的互动性，带领儿童进入一个设置好的情境之中，对儿童予以启发。生活语言注重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它围绕生活话题展开，增强了实用性，使得教材不是脱离于生活实践的空中楼阁，也使得孩子更易理解和接受。儿童语言关注儿童的兴趣与能力，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呈现相关内容，让教材服务于儿童。图文并茂可以帮助儿童理解文本、形象记忆，激发儿童兴趣的同时提升其专注力。教材的语言风格丰富、多元，有助于增添教材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通过对教材目录语言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几版教材语言风格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反映出来的现象与问题值得思考。教材是教与学的载体，教材语言问题的根本还是教育问题而非语言问题。“教材语言”作为专业名词被提出并进行研究才14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品德课程的教材语言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也值得我们不断思考、不断探索。
责任编辑 何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