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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校建设一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议题之一，从“三支一扶”到“特崗教师计划”，从“撤点并校”到建设乡村小规模学校、乡村寄宿学校，都可以看出国家对乡村学校建设的重视。但是，乡村学校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如果只是以单一的价值取向设计乡村学校，带来的后果不仅是乡村儿童的精神失落，更是整个乡村文化的加速衰败。重新思考乡村学校建设的意义，比建设本身更为紧迫。
一、背井离乡：乡村学校的命运与困境
在现代化浪潮和城市化进程的席卷下，乡村社会生活支离破碎，乡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城市中心取向的办学思路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整合优势资源办学，建设中心学校、大规模寄宿学校成为乡村学校布局的大趋势。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似乎没有问题，但不得不承认，整合的另一面则是偏远乡村的凋零，这种凋零是学校的物理变迁，更是学校迁移后精神的虚无。可见，学校之于乡村，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乡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乡土社会已经土崩瓦解的当代，如果再将乡村学校连根拔起，会对乡村文化产生不可预估的破坏作用。
乡村学校的背井离乡不仅是学校的空间漂移，更体现在学校的价值导向上。在现有的制度化国民教育体系中，乡村教育扮演着向上流通的工具，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输送人才。正因为如此，乡村学校更像是“悬浮的孤岛”，与乡村社会近在咫尺，却心各天涯，校园内外被区隔为两个世界。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都暗含着城市化所预设的强势价值，乡村的“地方性知识”被视为落后的、有待改造的对象。对乡村儿童来说，这注定是一条艰难之路。乡村儿童通过努力跳出“农门”改变命运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当家长寄希望于教育成为摆脱“农门”的唯一途径时，教育本身却又加剧了这样的不平等，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正比。况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跳出“农门”实现阶层跨越，当向上的通道受阻，无法融入，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他者”，却又因知识结构与乡土生活格格不入，成为乡村的“陌生人”，无法逃离又无力守望，只能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徘徊。乡村青少年辍学后成为乡村新的不稳定因素，犯罪事件屡有发生。
二、在“人间”“为人”：乡村学校建设的伦理反思
当乡村学校以城市的逻辑规划布局，以向上的名义层层淘汰，它不仅失去了乡村，更失去了“人”。这是合理的吗？显然不是，乡村学校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城市学校的复制品。已有研究针对乡村教育的“离农”与“为农”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何者优先，而是超越二元对立、二元比较的困境追问更为根基的问题，即教育如何“为人”？ “为人”关乎立德树人的根本问题，所为之人不仅仅是具备丰富知识的现代人，更是人格健全、心灵有序、德性纯良之人。从这一角度来思考，乡村学校就不能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应该成为学生德性养成、人格完善的伦理实体。那么，就需要从伦理角度反思乡村学校建设，将乡村学校建设成为伦理实体，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在传统乡土社会，家族、邻里是个体德性养成的伦理实体，个体依据稳定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秩序来明确自己的角色与位置，从而确定了善的方向和道德坐标系。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图景中，传统的道德教化功能已然式微，曾经依托宗族、邻人的熟人伦理关系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乡村生活面临意义虚无、价值失序的困境。樊浩教授在《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指出，中国当下的道德发展的困境正是“无伦理、没精神”。这一问题在乡村生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乡村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与教化，缺少乡村邻里的“人间”濡化，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却承受着伦理实体缺失的困境，这也是乡村儿童心灵困顿的根本原因。儿童生活世界的伦理空间坍塌萎缩，于是童年蒙尘、精神虚无、意义崩塌，无处安放灵与肉。乡村学校作为教化之所，不仅要“教人以伦”，更要成为乡村社会的伦理实体，补缺乡村人伦空间断裂的真空地带。
三、乡村学校作为伦理实体：如何可能
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学校是仅存的文化高地。在学校生活中，儿童与同辈、教师朝夕相处，这种伦理关系是儿童成长和自我确证的重要线索，学校具备了成为伦理实体的潜质，在伦理空间中扮演乡村儿童人伦关系延展的依托与节点。完善这一伦理实体，对乡村学校建设提出了要求，学校应当依托乡村社区，与周遭的乡村生活融为一体，不再以学科化知识规训学生，而是要开发融合乡土的校本课程;对教师素养提出了要求，教师不仅是支援乡村的教育工作者，更应当成为富有教育情怀、关怀意识、乡土重建格局的“新乡贤”，积极主动地为学生创设交往空间，关注每一个儿童的心灵;也对国家教育政策提出了要求，不仅要建设美丽的校舍，不止于提供“改变命运的屏幕”，更要以乡村为主体，关注每一个乡村的命运，重视每一所乡村学校的存亡。近年来， “小而美”“小而优”的乡村学校正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如四川范家小学，积极开发乡土课程，丰富乡村儿童的生活技能，打造“班家文化”，在亲情缺失的荒漠中重建安全感与归属感。须知，乡村学校再嵌入乡村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方便了困难家庭子女入学，更为关键的是为乡村儿童人格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伦理支撑。乡村学校建设唯有从“人”出发，从作为“人间”的乡村伦理空间出发，才能保留乡村文化复兴的可能性。只要火不灭，就还有希望。
【朱俊增，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敏
一、背井离乡：乡村学校的命运与困境
在现代化浪潮和城市化进程的席卷下，乡村社会生活支离破碎，乡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城市中心取向的办学思路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整合优势资源办学，建设中心学校、大规模寄宿学校成为乡村学校布局的大趋势。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似乎没有问题，但不得不承认，整合的另一面则是偏远乡村的凋零，这种凋零是学校的物理变迁，更是学校迁移后精神的虚无。可见，学校之于乡村，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乡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乡土社会已经土崩瓦解的当代，如果再将乡村学校连根拔起，会对乡村文化产生不可预估的破坏作用。
乡村学校的背井离乡不仅是学校的空间漂移，更体现在学校的价值导向上。在现有的制度化国民教育体系中，乡村教育扮演着向上流通的工具，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输送人才。正因为如此，乡村学校更像是“悬浮的孤岛”，与乡村社会近在咫尺，却心各天涯，校园内外被区隔为两个世界。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都暗含着城市化所预设的强势价值，乡村的“地方性知识”被视为落后的、有待改造的对象。对乡村儿童来说，这注定是一条艰难之路。乡村儿童通过努力跳出“农门”改变命运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当家长寄希望于教育成为摆脱“农门”的唯一途径时，教育本身却又加剧了这样的不平等，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正比。况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跳出“农门”实现阶层跨越，当向上的通道受阻，无法融入，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他者”，却又因知识结构与乡土生活格格不入，成为乡村的“陌生人”，无法逃离又无力守望，只能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徘徊。乡村青少年辍学后成为乡村新的不稳定因素，犯罪事件屡有发生。
二、在“人间”“为人”：乡村学校建设的伦理反思
当乡村学校以城市的逻辑规划布局，以向上的名义层层淘汰，它不仅失去了乡村，更失去了“人”。这是合理的吗？显然不是，乡村学校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城市学校的复制品。已有研究针对乡村教育的“离农”与“为农”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何者优先，而是超越二元对立、二元比较的困境追问更为根基的问题，即教育如何“为人”？ “为人”关乎立德树人的根本问题，所为之人不仅仅是具备丰富知识的现代人，更是人格健全、心灵有序、德性纯良之人。从这一角度来思考，乡村学校就不能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应该成为学生德性养成、人格完善的伦理实体。那么，就需要从伦理角度反思乡村学校建设，将乡村学校建设成为伦理实体，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在传统乡土社会，家族、邻里是个体德性养成的伦理实体，个体依据稳定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秩序来明确自己的角色与位置，从而确定了善的方向和道德坐标系。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图景中，传统的道德教化功能已然式微，曾经依托宗族、邻人的熟人伦理关系如今已经支离破碎，乡村生活面临意义虚无、价值失序的困境。樊浩教授在《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指出，中国当下的道德发展的困境正是“无伦理、没精神”。这一问题在乡村生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乡村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与教化，缺少乡村邻里的“人间”濡化，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却承受着伦理实体缺失的困境，这也是乡村儿童心灵困顿的根本原因。儿童生活世界的伦理空间坍塌萎缩，于是童年蒙尘、精神虚无、意义崩塌，无处安放灵与肉。乡村学校作为教化之所，不仅要“教人以伦”，更要成为乡村社会的伦理实体，补缺乡村人伦空间断裂的真空地带。
三、乡村学校作为伦理实体：如何可能
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学校是仅存的文化高地。在学校生活中，儿童与同辈、教师朝夕相处，这种伦理关系是儿童成长和自我确证的重要线索，学校具备了成为伦理实体的潜质，在伦理空间中扮演乡村儿童人伦关系延展的依托与节点。完善这一伦理实体，对乡村学校建设提出了要求，学校应当依托乡村社区，与周遭的乡村生活融为一体，不再以学科化知识规训学生，而是要开发融合乡土的校本课程;对教师素养提出了要求，教师不仅是支援乡村的教育工作者，更应当成为富有教育情怀、关怀意识、乡土重建格局的“新乡贤”，积极主动地为学生创设交往空间，关注每一个儿童的心灵;也对国家教育政策提出了要求，不仅要建设美丽的校舍，不止于提供“改变命运的屏幕”，更要以乡村为主体，关注每一个乡村的命运，重视每一所乡村学校的存亡。近年来， “小而美”“小而优”的乡村学校正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如四川范家小学，积极开发乡土课程，丰富乡村儿童的生活技能，打造“班家文化”，在亲情缺失的荒漠中重建安全感与归属感。须知，乡村学校再嵌入乡村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方便了困难家庭子女入学，更为关键的是为乡村儿童人格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伦理支撑。乡村学校建设唯有从“人”出发，从作为“人间”的乡村伦理空间出发，才能保留乡村文化复兴的可能性。只要火不灭，就还有希望。
【朱俊增，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