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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楼梦》作为一部旷世悲剧，颠覆了中国传统悲剧大团圆的结局，并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从而使作品成为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精品。
关键词：《红楼梦》 悲剧主题 颠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红楼梦》作为一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名著，自问世以来便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作品本身迸发出的巨大的历史穿透力更使其成为一个永恒性的文学典范。《红楼梦》的创作可谓多层次整合的结构，而悲剧性主题显然居于中心地位。作为一部旷世悲剧，《红楼梦》颠覆了中国传统悲剧大团圆的结尾形式，而以人物悲剧性的命运作结，从而使全书都笼罩着厚重的悲剧气息。也正因此，《红楼梦》被王国维视为“悲剧中之悲剧”。
一中国传统悲剧的审美追求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认为：
“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代名词……仅仅元代(即不到100年时间)就有500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上悲剧。”
在他看来，中国人不能理解悲剧的精神，因为中国人一向乐天知命，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不愿过多地去探究命运。但是与此相反，王国维也曾断言：《窦娥冤》、《赵氏孤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色。甚至还有人编出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而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恩格斯说，悲剧冲突是指“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等对立的两极。悲剧不仅表现冲突和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成为一种审美价值类型的最根本的原因。西方悲剧的主体特征是刚性的，最重要的审美形态是崇高。在康德看来，崇高不只是在力与量两方面被绝对地表现出来，而且“美好像是被认为是一个不确定的悟性概念，崇高却是一个理性的概念表现……而且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并且不断地被反复拒绝着”，也正因为这样，西方传统悲剧的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震撼：《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美狄亚》的主人公的命运无一例外地以毁灭告终，体现了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
中国悲剧的主体特征是柔，其表现形式多以大团圆为悲剧的结局。究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中国文化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哀而不伤、乐而不淫。邱紫华就曾指出：
“与西方悲剧冲突中那种尖锐的、不可退让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国悲剧作品表现冲突的方式很难体现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而这正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
其次，我们的民族缺少宗教信仰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没有宗教信仰使得我们的道德基础是理性的而不是宗教式、非理性的，所以我们民族戏剧中的正义应是我们能理解的、可以接受的，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传统悲剧往往在最后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让激荡的心灵得到平复，这恰恰也是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根本原因。但他们恰恰忽视了中国的传统悲剧并不强调西方悲剧那种绝对的审美形态——崇高，而是强调另一种审美境界——“中和之美”。于是，《窦娥冤》的结尾是窦娥伸冤昭雪、《汉宫秋》的结尾是梦境团圆、《西厢记》的结尾是才子佳人如愿团聚。
二 对《红楼梦》悲剧意识的解读
自《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就被颠覆了。《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一反大团圆结局，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
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悲剧的主线，这一主线贯穿全书。我们首先来看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宝玉深爱着青梅竹马的黛玉，但他却不能与之生死相守。宝玉视黛玉为红尘知己，但黛玉的飘然而逝，令宝玉心如死灰。可以说，黛玉的死对宝玉来说不仅是爱的破灭，而且也是人生价值的彻底毁灭。再来看宝玉和宝钗，虽然宝玉在丢失了通灵宝玉、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迫与宝钗成亲，但他却不爱宝钗，不愿与之厮守一生。宝钗虽然与贾宝玉成婚了，但也只是得到贾宝玉毫无灵气的空壳躯体。相比较之下，也许薛宝钗的命运比林黛玉更富有悲剧性。
《红楼梦》不仅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更写了众多儿女的命运悲剧。《红楼梦》中的主要故事发生在一片净土的大观园里，大观园也正是作者曹雪芹保护美、展示美，更是毁灭美的艺术空间，大观园里的悲剧是爱情、青春和生命之美被毁灭的悲剧。在大观园里，有一群身份地位不同但纯洁美丽、本真天然的妙龄女子，她们和贾宝玉在干净的大观园中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每日在一起“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生活惬意而优雅。但最终这些曾经在大观园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逍遥自得、率性生活的女子却都以悲剧结局：风神灵秀的黛玉，在悲戚孤寂中泪尽而逝；丰美端方的宝钗，独守空房；貌美如花的元春，死在深宫；智高精明的探春，远嫁他乡；爽朗乐观的史湘云，命运坎坷；孤傲清高的妙玉，遁入空门、带发修行；鸳鸯在年过半百的老淫棍贾赦的淫威下，被迫悬梁自尽……就算是曾经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王熙凤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在《红楼梦》中，众多女性都没能逃脱红颜未衰身先死的悲惨命运，大观园也最终变成“落叶萧萧，寒烟默默”的一片凄凉颓败景象，与此前“千红万艳”的美好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更加凸显出悲剧的况味。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当我们捧读《红楼梦》时，我们不得不为显赫一时的贾府由盛转衰、宝钗黛的爱情婚姻悲剧、众芳飘零的命运悲剧而扼腕叹息，但在更深层次上，曹雪芹还探讨了人生没有出路的人生悲剧。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悲剧轴心人物，作为一个青少年，他的身上焕发出的是一种新气象、新精神，表现出的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他对仕途之路非常反感，称读书人为“国贼禄鬼”，他的痴言疯语，他的乖张性情都说明了他对儒家侍君荣亲思想的深恶痛疾。他贬低儒学而偏爱老庄，厌恶“四书五经”而醉心于《牡丹亭》、《西厢记》，痛恨科举而沉迷于吃喝玩乐，以及他对男权的抨击和对女性的高扬等等，其实都是一种对封建礼教及其文化体制最有力的批判和抗议。当这样一位桀骜不驯的少年目睹了众多女子的悲惨人生，体验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冲突的爱情婚姻悲剧，经历了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巨变时，他的内心遭受着一次次的重创，悲恸与惋惜迫使他对人生有了独特的体验和感悟，促使他不断地思考着人的生存与死亡问题。他深切感受到了个体力量在悲剧命运面前的渺小和无力，彻悟到了人生不可逆转的悲剧性，然后找到了解脱之道，远走出家，亦即放弃一切尘世的享乐，没有了欲望也就与痛苦绝缘了。但他无法抛弃对家族的依赖、对尘世的眷恋，他希望永远生活在一个与女性水乳交融的桃花源式的环境里，在这里，无礼法束缚之苦，无利禄功名之烦，凭着赤子之心的感情流泻，兴之所至地在生命的时空中逍遥，这就使他陷入了人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曾试图寻找解决这种深刻矛盾的方法，但当他摒弃了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叛逆了封建秩序之后，却无法找到自己的出路。因而内心深处充满着痛苦、焦虑、惆怅，处于极度的苦闷之中，无可奈何之下出家的贾宝玉只是以一种痛苦去消解另一种痛苦，宗教的出世精神与生命意识是有着内在冲突的，他并没有真正的解脱，只是在追求理想而又找不到实现的途径、在理想幻灭而又无法对它进行合理解释的过程中，借助“色空观”以表达自己的迷惘与失望。宝玉的出家只是求得暂时的内心宁静，他的悲剧是精神失落的悲剧。
贾宝玉命运的痛苦结局明显带有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佛道思想的印痕。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如老庄哲学中有无、真假、生死相生相济、互相转化、互为条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带有宿命色彩的解脱思想。这种人生态度虽带有些许消极、悲观意味，但更多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一种对待人生和苦难的超脱的精神境界。因而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出路问题，是哲学的终极问题，给人寻求解脱之道，实现人性慰籍。“解脱之道存于出世”，因而贾宝玉的解脱是“自然的也，人类的也”、“悲感的也，壮美的也”。而我们认为，真正的解脱之道应是审美的解脱之道，而不是释家的解脱之道，对人性的关怀让曹雪芹的化身——宝玉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释家，实则这样的人生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
三 曹雪芹的悲剧心理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经历和观察了花柳繁华、温柔富贵及荣辱无常的历史与现状之后，徒然梦醒，带着无奈和辛酸完成了对悲剧的追忆与创造，因此诸多评论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家族的兴衰史，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兴衰过程，暗示了整个中国封建制度已走到了穷途末路。然而结合曹雪芹的家世及其周围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作者虽然敏感地察觉到了平静社会下涌动的历史前进的暗流，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其骨子里流传下来的东西完全剔除，他对于逝去的繁华生活依然充满留恋与怀念；曹雪芹所生活的“康乾盛世”也不会让他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他在作品中悲剧意识的表露更多侧重于对人世沧桑的感慨，人生意义虚空的哀叹。作者对贾宝玉及几十个青年妇女的悲惨命运的描述，是从广阔的视野展现了美的毁灭。当然，通过对现实和传统精神中的弊端的淋漓揭露，曹雪芹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时代滋生的新生事物，那就是由大观园中这些青春儿女之真情所演绎的平等、自由、人性和博爱等崭新的思想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作者的这一观察思考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
如前所言，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只是“补天”而已，所以他对旧王朝的种种弊端只是停留在朦胧意识的层面，他并没有清醒和勇敢到意欲推翻旧王朝、旧制度的高度。他从当时的上层社会的腐朽状态感觉到了社会的基石已经动摇，一种新的意识、新的观念正在萌芽，但那只是一种意识，作为一介文弱书生，他无力改变什么。当曹雪芹被新旧两股交织的潜流裹挟的时候，他对滋养他成长的旧王朝充满深深的眷恋，那么他对新事物、新观念追求的脚步势必游移，甚至对其存有怀疑。所以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助纯真女儿群等被摧残、被毁灭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于新鲜美好的东西的歌颂，并且对旧事物给予它的摧残迫害表示了极大愤慨，但在许多地方，他对这种新的生活理想和要求究竟是否存在、它的代表人物对旧事物的反抗斗争是否可行、新生事物的前途何在等问题，又常常产生怀疑甚至予以否定，因此曹雪芹就将这种肯定赞美与怀疑否定的矛盾心情通过贾宝玉这一形象展现给读者。贾宝玉经历了人生荣辱与浮沉、生与死的急剧变化，体验了世事沧桑、冷暖炎凉，他以癫狂和悖逆向浊世质疑，然而这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最终他以出家作为其人生唯一的了断，这既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也体现了一个时代先知先觉者梦醒以后的迷惘与悲哀。
《红楼梦》这部伟大悲剧作品的成功，就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颠覆。它一反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美学原则，割去了中国悲剧大团圆的尾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样的大悲剧深刻崇高而又魅力无穷，使得《红楼梦》无愧为一部震撼人心的艺术杰作。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谈美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0年版。
作者简介：陈艳秋，女，1968—，河北唐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关键词：《红楼梦》 悲剧主题 颠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红楼梦》作为一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名著，自问世以来便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作品本身迸发出的巨大的历史穿透力更使其成为一个永恒性的文学典范。《红楼梦》的创作可谓多层次整合的结构，而悲剧性主题显然居于中心地位。作为一部旷世悲剧，《红楼梦》颠覆了中国传统悲剧大团圆的结尾形式，而以人物悲剧性的命运作结，从而使全书都笼罩着厚重的悲剧气息。也正因此，《红楼梦》被王国维视为“悲剧中之悲剧”。
一中国传统悲剧的审美追求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认为：
“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代名词……仅仅元代(即不到100年时间)就有500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上悲剧。”
在他看来，中国人不能理解悲剧的精神，因为中国人一向乐天知命，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不愿过多地去探究命运。但是与此相反，王国维也曾断言：《窦娥冤》、《赵氏孤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色。甚至还有人编出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而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恩格斯说，悲剧冲突是指“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等对立的两极。悲剧不仅表现冲突和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成为一种审美价值类型的最根本的原因。西方悲剧的主体特征是刚性的，最重要的审美形态是崇高。在康德看来，崇高不只是在力与量两方面被绝对地表现出来，而且“美好像是被认为是一个不确定的悟性概念，崇高却是一个理性的概念表现……而且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并且不断地被反复拒绝着”，也正因为这样，西方传统悲剧的结尾往往异常惨烈，给人以情感上的强烈震撼：《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美狄亚》的主人公的命运无一例外地以毁灭告终，体现了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
中国悲剧的主体特征是柔，其表现形式多以大团圆为悲剧的结局。究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中国文化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哀而不伤、乐而不淫。邱紫华就曾指出：
“与西方悲剧冲突中那种尖锐的、不可退让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国悲剧作品表现冲突的方式很难体现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而这正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
其次，我们的民族缺少宗教信仰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没有宗教信仰使得我们的道德基础是理性的而不是宗教式、非理性的，所以我们民族戏剧中的正义应是我们能理解的、可以接受的，也正因为这样，中国传统悲剧往往在最后让愤懑的情绪得到安抚，让激荡的心灵得到平复，这恰恰也是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根本原因。但他们恰恰忽视了中国的传统悲剧并不强调西方悲剧那种绝对的审美形态——崇高，而是强调另一种审美境界——“中和之美”。于是，《窦娥冤》的结尾是窦娥伸冤昭雪、《汉宫秋》的结尾是梦境团圆、《西厢记》的结尾是才子佳人如愿团聚。
二 对《红楼梦》悲剧意识的解读
自《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就被颠覆了。《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一反大团圆结局，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
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悲剧的主线，这一主线贯穿全书。我们首先来看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宝玉深爱着青梅竹马的黛玉，但他却不能与之生死相守。宝玉视黛玉为红尘知己，但黛玉的飘然而逝，令宝玉心如死灰。可以说，黛玉的死对宝玉来说不仅是爱的破灭，而且也是人生价值的彻底毁灭。再来看宝玉和宝钗，虽然宝玉在丢失了通灵宝玉、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迫与宝钗成亲，但他却不爱宝钗，不愿与之厮守一生。宝钗虽然与贾宝玉成婚了，但也只是得到贾宝玉毫无灵气的空壳躯体。相比较之下，也许薛宝钗的命运比林黛玉更富有悲剧性。
《红楼梦》不仅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更写了众多儿女的命运悲剧。《红楼梦》中的主要故事发生在一片净土的大观园里，大观园也正是作者曹雪芹保护美、展示美，更是毁灭美的艺术空间，大观园里的悲剧是爱情、青春和生命之美被毁灭的悲剧。在大观园里，有一群身份地位不同但纯洁美丽、本真天然的妙龄女子，她们和贾宝玉在干净的大观园中曾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每日在一起“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生活惬意而优雅。但最终这些曾经在大观园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逍遥自得、率性生活的女子却都以悲剧结局：风神灵秀的黛玉，在悲戚孤寂中泪尽而逝；丰美端方的宝钗，独守空房；貌美如花的元春，死在深宫；智高精明的探春，远嫁他乡；爽朗乐观的史湘云，命运坎坷；孤傲清高的妙玉，遁入空门、带发修行；鸳鸯在年过半百的老淫棍贾赦的淫威下，被迫悬梁自尽……就算是曾经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王熙凤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在《红楼梦》中，众多女性都没能逃脱红颜未衰身先死的悲惨命运，大观园也最终变成“落叶萧萧，寒烟默默”的一片凄凉颓败景象，与此前“千红万艳”的美好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更加凸显出悲剧的况味。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当我们捧读《红楼梦》时，我们不得不为显赫一时的贾府由盛转衰、宝钗黛的爱情婚姻悲剧、众芳飘零的命运悲剧而扼腕叹息，但在更深层次上，曹雪芹还探讨了人生没有出路的人生悲剧。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悲剧轴心人物，作为一个青少年，他的身上焕发出的是一种新气象、新精神，表现出的是一种崭新的价值观。他对仕途之路非常反感，称读书人为“国贼禄鬼”，他的痴言疯语，他的乖张性情都说明了他对儒家侍君荣亲思想的深恶痛疾。他贬低儒学而偏爱老庄，厌恶“四书五经”而醉心于《牡丹亭》、《西厢记》，痛恨科举而沉迷于吃喝玩乐，以及他对男权的抨击和对女性的高扬等等，其实都是一种对封建礼教及其文化体制最有力的批判和抗议。当这样一位桀骜不驯的少年目睹了众多女子的悲惨人生，体验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冲突的爱情婚姻悲剧，经历了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巨变时，他的内心遭受着一次次的重创，悲恸与惋惜迫使他对人生有了独特的体验和感悟，促使他不断地思考着人的生存与死亡问题。他深切感受到了个体力量在悲剧命运面前的渺小和无力，彻悟到了人生不可逆转的悲剧性，然后找到了解脱之道，远走出家，亦即放弃一切尘世的享乐，没有了欲望也就与痛苦绝缘了。但他无法抛弃对家族的依赖、对尘世的眷恋，他希望永远生活在一个与女性水乳交融的桃花源式的环境里，在这里，无礼法束缚之苦，无利禄功名之烦，凭着赤子之心的感情流泻，兴之所至地在生命的时空中逍遥，这就使他陷入了人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曾试图寻找解决这种深刻矛盾的方法，但当他摒弃了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叛逆了封建秩序之后，却无法找到自己的出路。因而内心深处充满着痛苦、焦虑、惆怅，处于极度的苦闷之中，无可奈何之下出家的贾宝玉只是以一种痛苦去消解另一种痛苦，宗教的出世精神与生命意识是有着内在冲突的，他并没有真正的解脱，只是在追求理想而又找不到实现的途径、在理想幻灭而又无法对它进行合理解释的过程中，借助“色空观”以表达自己的迷惘与失望。宝玉的出家只是求得暂时的内心宁静，他的悲剧是精神失落的悲剧。
贾宝玉命运的痛苦结局明显带有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佛道思想的印痕。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如老庄哲学中有无、真假、生死相生相济、互相转化、互为条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带有宿命色彩的解脱思想。这种人生态度虽带有些许消极、悲观意味，但更多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一种对待人生和苦难的超脱的精神境界。因而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出路问题，是哲学的终极问题，给人寻求解脱之道，实现人性慰籍。“解脱之道存于出世”，因而贾宝玉的解脱是“自然的也，人类的也”、“悲感的也，壮美的也”。而我们认为，真正的解脱之道应是审美的解脱之道，而不是释家的解脱之道，对人性的关怀让曹雪芹的化身——宝玉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释家，实则这样的人生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
三 曹雪芹的悲剧心理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经历和观察了花柳繁华、温柔富贵及荣辱无常的历史与现状之后，徒然梦醒，带着无奈和辛酸完成了对悲剧的追忆与创造，因此诸多评论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家族的兴衰史，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兴衰过程，暗示了整个中国封建制度已走到了穷途末路。然而结合曹雪芹的家世及其周围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作者虽然敏感地察觉到了平静社会下涌动的历史前进的暗流，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其骨子里流传下来的东西完全剔除，他对于逝去的繁华生活依然充满留恋与怀念；曹雪芹所生活的“康乾盛世”也不会让他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他在作品中悲剧意识的表露更多侧重于对人世沧桑的感慨，人生意义虚空的哀叹。作者对贾宝玉及几十个青年妇女的悲惨命运的描述，是从广阔的视野展现了美的毁灭。当然，通过对现实和传统精神中的弊端的淋漓揭露，曹雪芹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时代滋生的新生事物，那就是由大观园中这些青春儿女之真情所演绎的平等、自由、人性和博爱等崭新的思想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作者的这一观察思考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
如前所言，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只是“补天”而已，所以他对旧王朝的种种弊端只是停留在朦胧意识的层面，他并没有清醒和勇敢到意欲推翻旧王朝、旧制度的高度。他从当时的上层社会的腐朽状态感觉到了社会的基石已经动摇，一种新的意识、新的观念正在萌芽，但那只是一种意识，作为一介文弱书生，他无力改变什么。当曹雪芹被新旧两股交织的潜流裹挟的时候，他对滋养他成长的旧王朝充满深深的眷恋，那么他对新事物、新观念追求的脚步势必游移，甚至对其存有怀疑。所以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助纯真女儿群等被摧残、被毁灭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于新鲜美好的东西的歌颂，并且对旧事物给予它的摧残迫害表示了极大愤慨，但在许多地方，他对这种新的生活理想和要求究竟是否存在、它的代表人物对旧事物的反抗斗争是否可行、新生事物的前途何在等问题，又常常产生怀疑甚至予以否定，因此曹雪芹就将这种肯定赞美与怀疑否定的矛盾心情通过贾宝玉这一形象展现给读者。贾宝玉经历了人生荣辱与浮沉、生与死的急剧变化，体验了世事沧桑、冷暖炎凉，他以癫狂和悖逆向浊世质疑，然而这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最终他以出家作为其人生唯一的了断，这既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也体现了一个时代先知先觉者梦醒以后的迷惘与悲哀。
《红楼梦》这部伟大悲剧作品的成功，就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颠覆。它一反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美学原则，割去了中国悲剧大团圆的尾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样的大悲剧深刻崇高而又魅力无穷，使得《红楼梦》无愧为一部震撼人心的艺术杰作。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谈美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0年版。
作者简介：陈艳秋，女，1968—，河北唐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