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影版与电视剧版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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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刘震云的小说《手机》,很受荧屏的欢迎,先后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且都迅速走红。本文将对这两个版本进行比较,试图从“手机”的含义、故事情节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主题、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中的差异。
  关键词:手机 电影 电视剧 比较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手机》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经典小说,很受荧屏的青睐,2003年出版的同期即被导演冯小刚改编为同名电影,红遍大江南北。“做人要厚道”、“审美疲劳”,片中台词纷纷成了社会流行语。7年之后,“手机”再次响起,电视剧版来势凶猛,于今年5月隆重开播,反响极其强烈。电影版中葛优的幽默诙谐,电视剧版的“王道组合”,暗中较量,究竟孰胜一筹,还是皆为影视界上的双簧戏?笔者就自己的观感,对两个版本进行以下比较分析。
  一 “手机”折射出的不同光影
  电影版中的“手机”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通讯工具,在这背后蕴藏了某种不能抹煞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它如台词“是一个定时炸弹”,每次矛盾的冲突点都是由它引发出来,且贯彻剧情的始末。于文娟发现严守一有外遇,是因为伍月的一通电话;沈雪发现严守一的出轨,也是因为手机的关机;而伍月更是通过手机的摄影功能向严守一敲诈,严守一通过手机用谎言周旋于情人、妻子、恋人之间。另一方面,手机代表现代化的产物,反映了城市、农村的变化。电影版一开始,就彻底展现出1969年中国农村的贫穷:那一年镇上装了摇把电话,13岁的严守一骑着自行车带着嫂子吕桂花到镇上给牛三斤打电话,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化产物,兴奋得大叫“俺带嫂子去打电话了”。事隔多年,手机取代了固定/公用电话,成了必备品,就连农村老家的严守礼也买了一个手机作为炫耀的资本。影片中有个典型的细节:黑砖头买了一个手机,然后说村里的路之信也买了一个,对其大为不满,说人家北京又没人。可见,手机和“城里有人”都是可以拿来炫耀的资本。而电视剧版的《手机》并没有突出“手机”这一产物的影响,它最先突出的是严守一这个人物。导演沈严也表示:电视剧主要是讲人与人交流、沟通的故事,即使手机这个道具不存在,交流依然在,所以它只是一个牵扯出事件的导火索、道具,而不是该剧所描述的主体。就如电视剧开场一样,虽然骗子从于文海那里得知于文娟的手机号码,进行敲诈,致使于文娟心脏病爆发,但是这个过程中,编剧并没有放大手机的作用,只是用手机引起事情的发生。
  二 故事情节与叙事结构的差异
  两个版本都是以手机为线索,讲述了两个中年男人的故事,引发当代社会中令人沉思的问题。但是作为36集的电视剧,内容上得到更多的丰富,并且更进一步展示了都市文明与农村文明之间的差异。小说《手机》的作者刘震云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也表示:冯小刚7年前执导的电影版《手机》只用了原作的前两部分,最精彩的第三部分电影里没有展现,且暗示电视剧更贴切原作,认为电影只用了小说里城市中的部分和乡村的一点点,电视剧确实把小说表现的近几十年从城市到乡村的整体变化,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了。
  故事情节的不同不仅反映在故事的内容不一致,还表现在对情节点设置有不同的考虑。作为戏剧,吸引观众的不是过程,而是过程中的变数。电影作为一气呵成的作品,它必须要具备一个严谨、紧凑的结构形式,编织每个情节点勾住观众,不让他们在半途跑掉,在这方面,观众对于电视剧似乎要宽容许多,它是以一集为一个单位的局部拼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部电视剧的品质取决于局部的品质。所以电影即注重整体,又注重局部,而电视剧则注重局部甚于注重整体。电影《手机》有个精巧的开端,在这个不到5分钟的开端里,电影设置了两个情节点:丈夫有外遇,向妻子隐瞒;妻子产生怀疑,并开始采取行动了解真相,开端简洁明了,又充满悬念。36集电视剧《手机》的开端则整整占了3集的篇幅,从于文海上京找姐姐,准备创业,到《有一说一》节目改头换面,再到严家庄丧事、路之言的哭丧,有条不紊,一一交代来龙去脉,从中牵出严守一的亲戚与家庭背景,并勾勒出费墨的个性形象。
  故事最大的区别在于结尾,电影版的结局是严守一对手机产生了恐惧,认为是炸弹,从此不愿接受,伍月成了《有一说一》的主持人,费老去了爱沙尼亚,成了一名中文教师。而电视剧似乎在追求一个圆满的结局,伍月离开了北京,沈雪与一个手语老师结婚了,于文娟开了一个小店,并且暗示跟严守一复合,想去爱沙尼亚,段大可想请费墨接任严守一,主持《有一说一》,费墨拒绝了邀请,回到学校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吕桂花回到严家庄,见牛三斤中风,毅然决定不再跟牛三斤离婚,并且担任照顾他的重任。电视剧的结局似乎更有一种对于美好未来的希望,也试图让都市的浮躁与乡村的平静,一切的得失都在宁静中得到平衡。
  同时,叙事结构也有不同。电影中简单地以城市生活的两个城市家庭(严守一、费墨)为主线,单一的讲述1个男人与3个女人的故事,揭示出在真实与谎言之间,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电视剧版《手机》则采取了两条主线的叙事结构,一条是以费墨、严守一为代表的城市生活,一条是以严守一哥哥严守礼、吕桂花、于文海、奶奶等人为代表的农村生活。
  三 人物塑造的深层寓意不同
  关于《手机》的人物形象,我们对于7年前电影版的严守一痞气十足、油腔滑调,费墨的虚伪、四川口腔应该还记忆犹新。电视剧版承接了电影版中的人物结构,严守一、费墨、于文娟、李燕、伍月、沈雪、奶奶、严守礼、牛彩云等都有出现,主要人物严守一还是原来的《有一说一》的主持人,费墨也还是美学教授,伍月、沈雪也有出现,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制,人物细节基本上是全部重新来过,严守一少了一些痞气,多了一些内敛和不从容,既没有狗贼之心,也无龙虎之胆,只是莫名其妙的被误会、离婚、无奈、再恋爱,他生活得并不坦然,感觉总是被众多外来事物踢来踢去,他的精神支柱是乡村里的奶奶,追求简单的生活,这个中年男人在随波逐流中少了一份担当,多了一种凄凉的乡村哀愁。费墨,在电影版中是一个非常滑稽的悲剧式人物,在他身上有着两极的差异,知识分子的安分守己、儒家的道德模范,嘴里满是传统的文化,老说着不要自己招惹麻烦之类的话,但后来他与美学研究生之间的出轨背叛,对整个社会无疑是一个讽刺。电视剧版的费墨将知识分子的虚伪表现得更加刻骨,他在帮忙与帮闲中坐收渔翁之利,嘴里却老是一派做作的严肃之词。当这样的两种人遇到了一起,会演绎出怎么的一场戏?电影中费墨犹如是严守一的长兄,两个人相互维护,帮忙撒谎。电视剧版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志文笑言自己扮演的严守一跟费墨是“志”同“道”合,饰演费墨的陈道明更是一针见血:“朋友分两种:一种是志同道合,另一种叫狼狈为奸。”电视剧版《手机》,严守一和费墨综合了这两种关系。
  除了保持电影版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电视剧版还扩充了一些人物,如于文海、杨广生、段大可、费生、刘丹、刘百刚等,牛三斤、吕桂花这些在电影中一带而过的人物,增加了不少戏份。北京的严守一和费墨推动主线剧情,严家庄就负责调节情绪,尤其是严守礼,负责大部分的搞笑段落,夸张的演绎与河南的方言完美结合,而奶奶,正如剧中所言“她是严守一的精神家园”,她淳朴善良、明辨是非,剧中对其加入了“神”的成分,她就像是一个先知一样目睹着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那么的宁静、安详,像清泉一样守护着都市里那些打滚的子孙。而其他的人物个个都很丰满,于文海的傻气,作为商人的段大可却又故作文人的姿态,刘丹的热情,杨广生的猥琐与小气等等,都让人又爱又恨。
  四 迥异的主题内涵
  电影版想要表达的是真实与谎言在社会与人性的欲望之下如何伸展。影片以杨坤沙哑的歌声开始:牛三斤,你的媳妇儿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也是以这一段歌曲来结束的,似乎这部电影自始至终都在暗示媳妇打电话找自己丈夫,但是这个打电话的过程,本应该是简简单单传递信息的过程,编剧却有意识的构造成说谎、欺骗的过程,突出真实与谎言之间的矛盾。就像费老所言“拿起手机就言不由衷了。”严守一在影片中几乎都是通过手机来说谎,并且用谎言周旋于妻子与情人,情人与恋人之间。当伍月第一次打电话被于文娟接听的时候,他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说伍月是同事的学生,而后被伍月缠住不放,他立马搬出老费这个看似老实巴交的老朋友帮自己合理欺骗妻子,但是很不幸,也是因为手机这个工具,于文娟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最终决定跟严守一离婚。半年后,严守一跟沈雪又好上了,他对费墨说他想娶她,因为沈雪很多时候能想着别人,而伍月遇事先想到的是自己,他为了得到心灵的平静,把沈雪带回河南老家。在老家,他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灵魂,儿时的温馨、有滋有味的土话都充满了人情味,在奶奶面前也像做错事一样低头认错,似乎物化了的人性得到了转变。但是一回都市,谎言又弥漫开来,在沈雪面前公然介绍伍月,在被沈雪抓到把柄时,居然先发制人,认为沈雪是间谍,满口谎话的男人怎么能不让女人学会翻包、翻看手机。手机作为物,表面是物对于人的本质异化,实际上是社会对人的灵魂腐化。影片中的手机是双刃剑,祸起手机,平息手机,编织谎言的同时又揭穿谎言,周旋于真实与谎言之中。
  电视剧版更为复杂,在经济社会进步迅猛的今天,“手机”作为物,并不能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编剧很聪明地将之穿插进农村生活的景象,让都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交叉,引发出更多深层的社会问题。如第一集中,于文娟就遭遇了电话欺骗,要不是因为于文娟的心脏病,早就已经上当受骗。这种事情可能经常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早已经很熟悉。电视选秀、暗箱操作、办公室斗争、友谊与诚信、中年危机、80后人生观、办公室政治、学术明星和社会变迁,甚至“毒奶粉”事件,都被搬到了荧屏之上。相对于电影,电视剧的视野宽阔,从喧嚣的都市写到了美丽的农村,从校园到社会,从主持节目到赌博,从社会精英到草根人物,从行业潜规则到民风民俗,让人觉得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同事、亲朋的那点事儿。电视剧版主题并不是纠结于真实与谎言单层次的解构,它是更进一步探讨了社会被物化之后,人的欲望、贪恋、迂腐、虚伪暴涨,以及该如何去追求心灵的归属、精神的寄托目标。电视剧变得更加现实化和当代化,致使观众由衷的发出“与生活太贴近了”的感叹。
  五 表现手法的差异
  电影《手机》主要是对道德的一种批判,但是它并没有通过墨守成规的说教方式,而是以一种轻松的、喜剧性的手法讽刺人物的阴暗行为。电影中最具有讽刺意义的人物就是费墨。他的几段精彩对白,表面看来有些俗气和油滑,但实际具有很强的讽刺力:
  1、瞎话张嘴就来,手机连着你的嘴,嘴巴连着你的心,你拿起手机来就是言不由衷了,你们手机里头有好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哦,再这样下去,你们的手机就不是手机了,是什么,手雷。
  2、(酒店大堂上午)去费墨新书发布会时,严守一意外发现表面循规蹈矩、道貌岸然的费墨跟自己一样也有情人,压抑不住内心兴奋调侃:“不让我接了,原来是有人送,车不好,人好!费老一再教导我们:“麻烦。现在您可是顶着麻烦上了。”费墨尴尬地说:“一个社科院的研究生,学美学的,对我有些崇拜。”又说:“老严,做人要厚道。”
  电视剧里虽然也有很多讽刺、经典的话语,如“我发现俩女人在一块不是故事,它就是事故。”、“有一说一不容易啊”、“要什么真凭实据,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我们男人以为她不知不觉,错啦”等等,但是电视剧主要还是通过对比的手法,来揭示社会的现实。都市与农村之间、现代文明与朴质民风、社会高层与草根百姓、世俗与高雅等等,在这样的对比中揭示人之欲望的丑恶。
  不管我们是沉浸在葛优式的幽默之中,还是迷恋于“王道组合”的魅力,无可厚非,《手机》电影版和电视剧版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本文通过比较两个版本,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手机》所要传达的信息以及信息背后的隐含。
  
   参考文献:
   [1] 贾骥川:《真实与谎言——踯躅于现代都市文明的精神还乡——评手机》,《电影评介》,2004年第4期;
  
   作者简介:刘海燕,女,1969—,河南林州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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