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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立不能切断历史，词的发展到宋朝开始大兴波澜，经过飞跃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本文回顾了词与音乐离合盛衰的历史，目的是探讨歌词意义上的发展。
关键词：音乐 诗词 独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发现，有些词家提出关于歌词的“独立”。什么叫独立？按标准的解释是：不依赖外界；不受外界束缚。对歌词而言，外界、外力,当然是指音乐。所以，所谓歌词的对立，无非是主张歌词要走一条不依赖音乐、不受音乐束缚的发展道路。
一 词在唐朝兴起至音乐文学
对立，不能割断结合的历史。词，从它的起源来看，是从音乐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那曲》中说：“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这告诉我们，用一首群众熟悉的民间曲调，依声填写不同的歌词，这种词的初级形态，在中唐已是相当流行的演唱形式。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当时在“秦楼楚馆”演唱的曲调，既有传入城市的民间俚曲小调，也有吸取了西域传入的异族音调。而这些曲调，经乐工、歌妓的加工和发展，有许多就成为后来的词牌。如早期的《菩萨蛮》、《忆江南》等即是。中唐以后，词不仅作为一种通俗的演唱形式，经常出现在市井百姓的文化生活之中，也开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出现在一些接近民间艺术的诗人笔下，如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都留下了一些著名的词作。
到了晚唐，词风渐盛，甚至引起了皇帝的兴趣。《全唐诗话》上记载，唐玄宗爱唱《菩萨蛮》词，宰相令温庭筠将新作献给皇上，又不准其声张。后来因温庭筠不慎泄露了天机，以致得罪了这个不学无术的宰相。从这段故事来看，词在当时已是上至君相、下至士庶，成为了人们广泛传唱的一种艺术形式。这里提到的温庭筠，就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唐代诗人，由于他的创作，才开始奠定了词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成为文人的一种重要创作形式。如果抛开对其作品内容的评价，就词的艺术形式的发展来说，他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至此，可以说词的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为其兴起到登上文坛的阶段。这是词与音乐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在当时，不论帝王还是歌妓，词都是用作演唱的。它随音乐而产生，随音乐而流传，并插上音乐的翅膀而飞上文坛，可以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音乐文学。
二 词的发展至宋朝进入“独立”时期
词的发展到宋朝开始大兴波澜，经过飞跃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从现存词集看，有影响的词人有200多家，词牌达到800多个。但在宋词通向鼎盛的道路上，它与音乐的关系却远非那么融洽。随着宋词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矛盾，日益疏远了。当然，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变化，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由声与意的矛盾、声与词的矛盾，最后导致了词与音乐的脱离，达到了光荣的“独立”。
据此，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唐人填词，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也……”唐代填词，由于作者根据曲调的情感而考虑词的内容，所以词和音乐的结合是比较好的。到了北宋，词作家全不顾曲调的情感，只把词牌当作一种格式，因而出现了词曲之间声意相背的情况。有时虽然同时用一种词牌，而情调、气氛相去千里。如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李清照的《念奴娇·萧条庭院》，哪里有一点共同之处？类似这种声意不符的例子，在宋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它们在宋代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可能因为音乐语言的多义性，又经过演唱人和乐工在音乐上的加工和改编，以及巧妙的艺术处理之后，依然维持着词与曲结合的关系。总之，这时的宋词仍然还可以演唱。
到了声与词出现矛盾的阶段，演唱就有了实际困难。沈义父《乐府指迷》在提到当时的情况时，云：
“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和。秦楼楚馆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
这时文人笔下的词作，由于声词不协，逐渐脱离演唱实践，虽是佳词已经多不能唱，而往往“全不可读”的滥词却广为流传。
这种创作和演唱的矛盾，与我们今天音乐生活中一度出现过的情况倒是颇为相似：有的歌词看来不错，但没有插上音乐的翅膀，飞不起来。所以，遥想当年的宋词面临这样重大的转折关头，也必然会有让其更文学化，还是更音乐化的争论。那时，虽然没有许多刊物提供阵地来供音乐与词进行直接交锋，但通过作者各自的创作实践和一些散见的词论，也已经把不同的主张表达得明白无误了。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力图使词更加文学化的一派得到了胜利。由苏东坡、辛弃疾等宋词大家为首的文学潮流，终于使词逐渐脱离开音乐，发展成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而另一派，从北宋的周邦彦一直到南宋的姜白石、吴文英、张炎等号称格律派的词人，他们都精通音律，不甘心宋词日趋脱离词乐的倾向，试图通过自己协律的词作，来改变日益文学化的词风。他们还自己动手制作“自度曲”来振兴每况愈下的词乐。可是，由于他们的作品过于音乐化、过于追求形式而内容空泛，艺术价值不高，并不足以“挽狂澜以既倒”，因此也没能改变宋词发展的潮流。
三 导致词与音乐分离的因素
导致词与音乐分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音乐方面的因素，也有文学方面的因素。从音乐的角度看，则是缺乏一种完善的音乐记录方法，没有科学的记谱符号，这使我国历代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宝贵音乐遗产不计其数，许多古乐，虽有文学记载可查，但因曲谱失传，后人只能知其名，而不得闻其声。从客观上，这也加快了词与音乐的分离，并给后代研究和发展这些音乐遗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而词家不重视作品的音乐性，音乐家不重视词的文学性，只好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这是促成词与音乐分离的重要因素。文学家笔下的词，越来越不考虑演唱的需要，失去了音乐文学的特点；音乐家过于强调音乐性，而不注重文学性，也让音乐失去了好的词。两者之间失掉了有利于音乐文学发展的合作。于是，词与音乐的分离只能是愈演愈烈，难以挽回了。
但归根到底，决定词与音乐的分离，还是文学方面的因素。因为任何文学形式，在经过一定的发展历史之后，其艺术创造的客观可能性都会因广大作家的开掘而逐渐穷尽，从而推出主位，让位于新的文学形式。宋词的崛起，符合这种文学形式发展的辩证逻辑，本来是属于音乐文学的词，发展到了宋代，将要扮演的是统领文坛的主将角色，它只有继承历史上一切文学形式的长处，吸收各种文学遗产的营养，具备自己的、时代的特点，才能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因而在词的发展进程中，为尽快形成自己作为新兴的文学形式而应有的品格，词自然要突破音乐文学带来的种种局限，朝着文学形式中一代盟主的方向迅猛前进。这恐怕是词与音乐的分离趋势变得难以逆转的根本原因。
回顾词与音乐离合盛衰的历史，目的还在于探究歌词发展的现实。我们已经分析了宋词的脱离音乐，是在文学发展中的出于一种新形势出现的需要。宋词的出现，突破了传统诗歌五言或七言的单调句式，建立了长短交替、错落有致的新诗体，对文学形式有创新的意义。我们如果离开今天歌词艺术发展的规律，无视现代的歌词所提出的要求，而人为地去制造歌词的“对立”，那么脱离了音乐的歌词，从艺术形式上与新诗将没有丝毫区别，也谈不上突破和创新。新诗与歌词的区别正在于歌词具有和音乐结合而带来的特点。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特点又都意味着局限，这种由于音乐和演唱的需要而产生的局限，也许会使一些才思活泼的作者产生束缚感，觉得局限了自己才华的充分发挥，对于这些作者，他们尽可能更弦易辙，自由地转移阵地，去从事新诗或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大可不必非要把歌词从音乐中独立出来，变成新诗。因为在诗歌创作中，这种独立是无需争取而自然存在的。
因而，不对宋词脱离音乐历史的、文学的、音乐的原因作具体分析，盲目地以历史来附会现实，人为地发动什么独立运动，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四 从创作过程看词从古至今的演变
从创作过程来看，古词的创作基本是依声填词，虽有一部分“自度曲”，但也因记谱落后、流传困难，只能供词人孤芳自赏罢了。词乐失传后，后人写词就已按规定的平仄韵律、句式长短的模式而创作。我们今天的歌曲创作，则反其道而行之，除少数按曲填词的歌曲以外，多是因词制曲：歌词创作在先，作曲家选择满意的歌词谱成曲调，演唱家选择满意的歌曲用于演唱，观众选择满意的曲目辗转传唱，一首歌曲的流行，都要几经选择。凡是缺乏思想性、文学性、音乐性的歌词，恐怕很难激起有修养的作曲家的乐思而挥笔谱曲。因而，一个词作家，如果他的作品是为作曲、演唱而创作的，那么，他根本就不会产生“独立”的兴趣；相反，如果有的作品，并非为了谱曲，而是专门为歌词的独立而创作的，那么，何须争取，独立已垂手而得。但是从创作实践来看，这往往是词作家最不甘心接受的事实，因为这种独立也意味着歌词作品艺术生命的结束。
有很多词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谱曲后是一首好歌，读起来是一首好词，具有自己的艺术感染力。本文很赞赏这种主张，即将谱曲不看作是一种“独立宣言”，而看作是在词、曲共同合作的过程中，对自己一份艺术劳动充分负责的表现。歌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本应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这里的相对独立，并非要像宋词那样，从音乐中独立出来，由音乐文学变成纯文学，而是带着音乐独有的印记的独立。因为从广义的概念上，词也是诗的一种变体，宋词就是把诗从当时五、七言的单调节奏中突破出来的新体诗，因它是起源于唱词，又有别于律、绝的诗歌形式，所以才称为词。今天的歌词，从广义的概念上也属于诗。但正因为它是为谱曲、为演唱创造的，所以有别于诗，成了音乐文学的一种。因此，如果谈到独立，笔者认为更为紧迫的倒是要让词从诗的概念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可以演唱的一种诗，这可以称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独立宣言”。这样也许有利于澄清有些词论中提出的：歌词姓诗、歌词即诗，甚至主张取消歌词的名称，统称为诗，诸如此类混乱的主张。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在今天的歌曲创作中，还时时有声意相背或声词相背的现象出现，虽然由于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差别，无需担忧会出现词与音乐分离的趋势，但当年宋词发展中所遇到的“文士之词，可传而失律，乐工所歌，其文不足传”的那种危机，作为历史的镜子，对我们的创作，也许还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只要我们有些词作家继续甘当“音盲”，有些作曲家对歌词不甚了了的状况不尽快改变，声意相背、声词相背的歌词就不会绝响。为适应歌曲创作艺术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我们的词作家要急需加强音乐修养。
而与此相应，也要求作曲家们具备必要的文学素养，不仅善于识别歌词的瑜瑕，更要善于开掘，乃至发展歌词作品的蕴涵，这样才能建立起词、曲作者之间在艺术探索基础上的亲密合作，也才会有声意和谐、声词和谐、珠联璧合的佳作不断问世。此外，当然也还要依靠训练有素、记忆出众的演唱家，巧运匠心，用感人至深的歌声来完善我们的创作。
参考文献：
[1] 朱秋华、高蓉：《现代音乐概论及欣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许勇三：《攀登音乐艺术高峰的途径》，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陈宝久，男，1970—，辽宁朝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工作单位：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纪秋，女，1972—，辽宁沈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工作单位：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音乐 诗词 独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中发现，有些词家提出关于歌词的“独立”。什么叫独立？按标准的解释是：不依赖外界；不受外界束缚。对歌词而言，外界、外力,当然是指音乐。所以，所谓歌词的对立，无非是主张歌词要走一条不依赖音乐、不受音乐束缚的发展道路。
一 词在唐朝兴起至音乐文学
对立，不能割断结合的历史。词，从它的起源来看，是从音乐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那曲》中说：“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这告诉我们，用一首群众熟悉的民间曲调，依声填写不同的歌词，这种词的初级形态，在中唐已是相当流行的演唱形式。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可见当时在“秦楼楚馆”演唱的曲调，既有传入城市的民间俚曲小调，也有吸取了西域传入的异族音调。而这些曲调，经乐工、歌妓的加工和发展，有许多就成为后来的词牌。如早期的《菩萨蛮》、《忆江南》等即是。中唐以后，词不仅作为一种通俗的演唱形式，经常出现在市井百姓的文化生活之中，也开始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出现在一些接近民间艺术的诗人笔下，如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都留下了一些著名的词作。
到了晚唐，词风渐盛，甚至引起了皇帝的兴趣。《全唐诗话》上记载，唐玄宗爱唱《菩萨蛮》词，宰相令温庭筠将新作献给皇上，又不准其声张。后来因温庭筠不慎泄露了天机，以致得罪了这个不学无术的宰相。从这段故事来看，词在当时已是上至君相、下至士庶，成为了人们广泛传唱的一种艺术形式。这里提到的温庭筠，就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唐代诗人，由于他的创作，才开始奠定了词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成为文人的一种重要创作形式。如果抛开对其作品内容的评价，就词的艺术形式的发展来说，他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至此，可以说词的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为其兴起到登上文坛的阶段。这是词与音乐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在当时，不论帝王还是歌妓，词都是用作演唱的。它随音乐而产生，随音乐而流传，并插上音乐的翅膀而飞上文坛，可以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音乐文学。
二 词的发展至宋朝进入“独立”时期
词的发展到宋朝开始大兴波澜，经过飞跃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从现存词集看，有影响的词人有200多家，词牌达到800多个。但在宋词通向鼎盛的道路上，它与音乐的关系却远非那么融洽。随着宋词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矛盾，日益疏远了。当然，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变化，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由声与意的矛盾、声与词的矛盾，最后导致了词与音乐的脱离，达到了光荣的“独立”。
据此，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唐人填词，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也……”唐代填词，由于作者根据曲调的情感而考虑词的内容，所以词和音乐的结合是比较好的。到了北宋，词作家全不顾曲调的情感，只把词牌当作一种格式，因而出现了词曲之间声意相背的情况。有时虽然同时用一种词牌，而情调、气氛相去千里。如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李清照的《念奴娇·萧条庭院》，哪里有一点共同之处？类似这种声意不符的例子，在宋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它们在宋代已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可能因为音乐语言的多义性，又经过演唱人和乐工在音乐上的加工和改编，以及巧妙的艺术处理之后，依然维持着词与曲结合的关系。总之，这时的宋词仍然还可以演唱。
到了声与词出现矛盾的阶段，演唱就有了实际困难。沈义父《乐府指迷》在提到当时的情况时，云：
“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和。秦楼楚馆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
这时文人笔下的词作，由于声词不协，逐渐脱离演唱实践，虽是佳词已经多不能唱，而往往“全不可读”的滥词却广为流传。
这种创作和演唱的矛盾，与我们今天音乐生活中一度出现过的情况倒是颇为相似：有的歌词看来不错，但没有插上音乐的翅膀，飞不起来。所以，遥想当年的宋词面临这样重大的转折关头，也必然会有让其更文学化，还是更音乐化的争论。那时，虽然没有许多刊物提供阵地来供音乐与词进行直接交锋，但通过作者各自的创作实践和一些散见的词论，也已经把不同的主张表达得明白无误了。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力图使词更加文学化的一派得到了胜利。由苏东坡、辛弃疾等宋词大家为首的文学潮流，终于使词逐渐脱离开音乐，发展成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而另一派，从北宋的周邦彦一直到南宋的姜白石、吴文英、张炎等号称格律派的词人，他们都精通音律，不甘心宋词日趋脱离词乐的倾向，试图通过自己协律的词作，来改变日益文学化的词风。他们还自己动手制作“自度曲”来振兴每况愈下的词乐。可是，由于他们的作品过于音乐化、过于追求形式而内容空泛，艺术价值不高，并不足以“挽狂澜以既倒”，因此也没能改变宋词发展的潮流。
三 导致词与音乐分离的因素
导致词与音乐分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音乐方面的因素，也有文学方面的因素。从音乐的角度看，则是缺乏一种完善的音乐记录方法，没有科学的记谱符号，这使我国历代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宝贵音乐遗产不计其数，许多古乐，虽有文学记载可查，但因曲谱失传，后人只能知其名，而不得闻其声。从客观上，这也加快了词与音乐的分离，并给后代研究和发展这些音乐遗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而词家不重视作品的音乐性，音乐家不重视词的文学性，只好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这是促成词与音乐分离的重要因素。文学家笔下的词，越来越不考虑演唱的需要，失去了音乐文学的特点；音乐家过于强调音乐性，而不注重文学性，也让音乐失去了好的词。两者之间失掉了有利于音乐文学发展的合作。于是，词与音乐的分离只能是愈演愈烈，难以挽回了。
但归根到底，决定词与音乐的分离，还是文学方面的因素。因为任何文学形式，在经过一定的发展历史之后，其艺术创造的客观可能性都会因广大作家的开掘而逐渐穷尽，从而推出主位，让位于新的文学形式。宋词的崛起，符合这种文学形式发展的辩证逻辑，本来是属于音乐文学的词，发展到了宋代，将要扮演的是统领文坛的主将角色，它只有继承历史上一切文学形式的长处，吸收各种文学遗产的营养，具备自己的、时代的特点，才能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因而在词的发展进程中，为尽快形成自己作为新兴的文学形式而应有的品格，词自然要突破音乐文学带来的种种局限，朝着文学形式中一代盟主的方向迅猛前进。这恐怕是词与音乐的分离趋势变得难以逆转的根本原因。
回顾词与音乐离合盛衰的历史，目的还在于探究歌词发展的现实。我们已经分析了宋词的脱离音乐，是在文学发展中的出于一种新形势出现的需要。宋词的出现，突破了传统诗歌五言或七言的单调句式，建立了长短交替、错落有致的新诗体，对文学形式有创新的意义。我们如果离开今天歌词艺术发展的规律，无视现代的歌词所提出的要求，而人为地去制造歌词的“对立”，那么脱离了音乐的歌词，从艺术形式上与新诗将没有丝毫区别，也谈不上突破和创新。新诗与歌词的区别正在于歌词具有和音乐结合而带来的特点。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特点又都意味着局限，这种由于音乐和演唱的需要而产生的局限，也许会使一些才思活泼的作者产生束缚感，觉得局限了自己才华的充分发挥，对于这些作者，他们尽可能更弦易辙，自由地转移阵地，去从事新诗或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大可不必非要把歌词从音乐中独立出来，变成新诗。因为在诗歌创作中，这种独立是无需争取而自然存在的。
因而，不对宋词脱离音乐历史的、文学的、音乐的原因作具体分析，盲目地以历史来附会现实，人为地发动什么独立运动，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四 从创作过程看词从古至今的演变
从创作过程来看，古词的创作基本是依声填词，虽有一部分“自度曲”，但也因记谱落后、流传困难，只能供词人孤芳自赏罢了。词乐失传后，后人写词就已按规定的平仄韵律、句式长短的模式而创作。我们今天的歌曲创作，则反其道而行之，除少数按曲填词的歌曲以外，多是因词制曲：歌词创作在先，作曲家选择满意的歌词谱成曲调，演唱家选择满意的歌曲用于演唱，观众选择满意的曲目辗转传唱，一首歌曲的流行，都要几经选择。凡是缺乏思想性、文学性、音乐性的歌词，恐怕很难激起有修养的作曲家的乐思而挥笔谱曲。因而，一个词作家，如果他的作品是为作曲、演唱而创作的，那么，他根本就不会产生“独立”的兴趣；相反，如果有的作品，并非为了谱曲，而是专门为歌词的独立而创作的，那么，何须争取，独立已垂手而得。但是从创作实践来看，这往往是词作家最不甘心接受的事实，因为这种独立也意味着歌词作品艺术生命的结束。
有很多词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谱曲后是一首好歌，读起来是一首好词，具有自己的艺术感染力。本文很赞赏这种主张，即将谱曲不看作是一种“独立宣言”，而看作是在词、曲共同合作的过程中，对自己一份艺术劳动充分负责的表现。歌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本应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这里的相对独立，并非要像宋词那样，从音乐中独立出来，由音乐文学变成纯文学，而是带着音乐独有的印记的独立。因为从广义的概念上，词也是诗的一种变体，宋词就是把诗从当时五、七言的单调节奏中突破出来的新体诗，因它是起源于唱词，又有别于律、绝的诗歌形式，所以才称为词。今天的歌词，从广义的概念上也属于诗。但正因为它是为谱曲、为演唱创造的，所以有别于诗，成了音乐文学的一种。因此，如果谈到独立，笔者认为更为紧迫的倒是要让词从诗的概念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可以演唱的一种诗，这可以称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独立宣言”。这样也许有利于澄清有些词论中提出的：歌词姓诗、歌词即诗，甚至主张取消歌词的名称，统称为诗，诸如此类混乱的主张。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在今天的歌曲创作中，还时时有声意相背或声词相背的现象出现，虽然由于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差别，无需担忧会出现词与音乐分离的趋势，但当年宋词发展中所遇到的“文士之词，可传而失律，乐工所歌，其文不足传”的那种危机，作为历史的镜子，对我们的创作，也许还有现实的意义。因为只要我们有些词作家继续甘当“音盲”，有些作曲家对歌词不甚了了的状况不尽快改变，声意相背、声词相背的歌词就不会绝响。为适应歌曲创作艺术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我们的词作家要急需加强音乐修养。
而与此相应，也要求作曲家们具备必要的文学素养，不仅善于识别歌词的瑜瑕，更要善于开掘，乃至发展歌词作品的蕴涵，这样才能建立起词、曲作者之间在艺术探索基础上的亲密合作，也才会有声意和谐、声词和谐、珠联璧合的佳作不断问世。此外，当然也还要依靠训练有素、记忆出众的演唱家，巧运匠心，用感人至深的歌声来完善我们的创作。
参考文献：
[1] 朱秋华、高蓉：《现代音乐概论及欣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许勇三：《攀登音乐艺术高峰的途径》，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陈宝久，男，1970—，辽宁朝阳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工作单位：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纪秋，女，1972—，辽宁沈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工作单位：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