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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知几《史通》首先区分并标示出历史叙事的独特性质，并以实录和简省为原则展开论述。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史通》对历史叙事的论述不够深入。
关键词：历史叙事 实录 简省 《史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刘知几《史通》是中国史学领域内备受推崇的一部批评著作，“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清黄叔林语）。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历史叙事即为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一 历史叙事的前提——史体的独立
《史通》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史”从“文”中独立出来，并明确了历史叙事的独特性。将史体从其他文体中独立出来，这是讨论历史叙事的前提。“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滋生了两种颇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骈俪文风的弥漫；二是文体研究的日益精深。这对《史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体的辨析越是精密，“史”的独特性就越能显示出来；对“史”的关注，必然导致对骈俪文风的批判。刘知几承继了六朝人的观点，尤其深受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影响。
刘知几对“文”并没有新的见解，然唯其如此，方能突出他对“史”的关注，见出他对历史叙事的精彩论述。综观《史通》全书，“文”之含义有三：
1 文字、文辞、书籍义。
《史通》中“文”的含义最多是这一义，刘知几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以“文”泛指文字、文章、书籍等等。
2 “文”与“史”对举，区别了“文”与“史”的不同，正是从这一区别当中，刘知几将史体独立了出来。
诚然，刘知几仍然承认广义的文是包括史的，甚至以为史亦属于“文章”之列。但更多的时候，他将文与史作了区别。其《自叙》篇云：
“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
在这里，“文笔”与“史传”显指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其才》篇云：
“文之于史，较然别矣。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
很显然，“文章”、“简册”（史书）泾渭分明，“文”和“史”截然不同，徐陵的文体显然不能混同于史传的文体，纵使如张衡、陈寿这样的能文与载笔之士也做不到两美兼擅。
3 文彩、文饰义。
文作为文采、文饰义，是文的最古老的含义，刘知几《史通》正是由此展开对历史叙事的论述。《叙事》中的“‘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史不同于文，具有自己独特的写作特征和写作要求，相对于文的华美雕饰，历史叙事应该朴朴实实，一旦雕饰就会失去了本真。然而另一方面，史本身属于文，所以史书撰写又不得不考虑到文。史与文的这一辩证关系正是《史通》一书的用力所在。
二 历史叙事的最高境界——史文合一
做到史文合一，是历史叙事的最高境界。从《史通》对“文”的运用可以看到：一方面，刘知几认为，历史叙事有着不同于其他文体的自身特征，尤其在当时骈俪文风的影响下，历史叙事更应该本分、忠实地记录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史通》又论述了“文”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性，他盛赞“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而《左传》的叙事之美，更受到刘知几无以复加的赞美：“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模拟》）。在《杂说上》中，他又将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的评论：“信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详加演绎，并以无限欣赏的口吻详细分析了《左传》叙事所达到的至高成就。《左传》的叙事成就，在他看来，已经达到历史叙事的最高境界，绝非后来人所能企及。这种境界就是：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鉴识》），即在质实的基础上做必要的文的修饰。但从刘知几对历史叙事中“文”一再地严厉批判和对“史”的质实一再地过分强调，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更偏重于质。历史叙事就应该做到简省为本，质直切实，通过如实地记录历史而达到彰善瘅恶的目的。《左传》中的叙事理想实际上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叙事梦想。
三 历史叙事的原则——以实录为灵魂、以简省为手段
以实录为灵魂、以简省为手段，是刘知几提出的历史叙事的具体原则。“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叙事》），叙事是史体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实录则是历史叙事的灵魂。刘知几在《史通》中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对此加以强调。他推崇《左传》，肯定《史记》、《汉书》，王劭的《齐志》，所重的就是实录这一点，他分析历史叙事存在的不足，包括对经典《春秋》等的大胆怀疑，出发点也基于此。他批判史书撰写中词人文士的作风，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作风导致的叙事虚妄。《言语》、《模拟》、《载言》、《曲笔》、《探赜》、《鉴识》等绝大多数篇章，实质上都在探讨史书如何做到实录的问题。
如何做到实录，首先涉及到历史叙事的选材问题。“有事则书，无事则阙”，是历史叙事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即所叙事之事、所记之人一定是历史进程中确实发生过、存在过的；必须是“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要事。如果再深一层分析，就可看到，《史通》认为，历史叙事的选材事实上还要受到“劝惩”与“资治”的叙事目的的限制。在《书事》中，刘知几将之总结为“五志”、“三科”，鲜明地指出叙事目的对题材的统帅作用。“劝惩”的目的使得历史叙事的选材更为严格、更为狭窄，也使其实录性即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但刘知几对此并未多加理会。在他看来，历史叙事不会存在虚构叙事。像“怪力乱神”、“传闻”等等，我们看来纯属于虚构的题材，刘知几则认为其中若符合历史叙事目的就可以进入历史叙事的视野中；相反，那些可能是事实但却琐琐碎碎、无关宏旨的小事，则不能进入历史叙事的视野。
对于如何在叙事中遵循实录的原则，《史通》将其分作四个类型，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并分别举例说明。
所谓“直纪其才行”，其实是对事件的定性描述，当然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叙述人必须遵从实录的原则，否则就会导致“实同儿戏”、“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的恶果。
“唯书其事迹”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记载，如《左传》中叙述晋献公太子申生被骊姬所谗害而自杀身亡的事件始末；《汉书》中叙述了项羽大军包围刘邦、纪信代刘邦而死的经过。
而“有因言语而可知者”则是主张在叙事中记载历史人物的原始语言和原始文件、案件。（见《载言》和《言语》篇）刘知几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人物语言的叙事功能，并指出人物语言必须包含有叙事的因素，通过语言推动叙事的进展。做到“言必近真”，如实地记录人物语言，使之尽量趋近于历史真实，充分考虑到人物生活的时代、身份、教养等等，应记载当世口语，惟妙惟肖地模仿人物的声效口吻，而不应故意避开俚语、俗语。成功的历史叙事中不乏优秀的典范，像楚国江芈骂商臣：“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斥郦生：“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阶：“谁家生得宁馨儿。”（《言语》）相反，如果像《周史》记言那样一味地刻意模仿古语、润色修饰、追求典雅，虽受到喜文之士的好评，却违背了历史叙事的实录原则，最为刘知几所痛恨，批判它“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见《杂说下》）
“假赞论而自见”是指在史评中补叙事件，如《史记·卫青传》赞：“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本纪》赞：“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都是将纪传里没有叙及的事件补充叙述出来的。
在这四种类型中，常用的叙事类型是“唯书其事迹”和“因言语而可知”两种，即言与事。正是从言事相兼的角度，刘知几高度评价了《左传》的叙事成就。“直纪其才行”、“假赞论而自见”是两种辅助的叙事方法，因为“直纪其才行”本身不是叙事，其中有对事件的概括认识，而“假赞论而自见”的赞论，其性质是史评，并不都是叙事的成分。刘知几还认为对于同一事件，不能同时使用四种方法，如果兼而用之，势必造成繁词累句、重复而拖沓的现象，这是绝大多数史书所犯的通病。然而反过来说，同一史书里却应该四种方法交错使用，因为每一种方法又有不同的叙事功能，有的需要详叙，所叙事件不一样；有的需要略叙，详略得当，交错使用，才能取得叙事的成功。
《史通》在论述这四种叙事类型时，指出了以“简省”为原则的观点。“尚简”贯穿了《史通》的始终，“省字”与“省句”是其具体操作法：“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所谓省句就是将不说的话尽量不说，用尽可能少的句子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意思；省字就是将事件用尽可能少的字叙述出来，删去任何的装饰与陪衬，如，“《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五个字，加一字太详，减一字太略，并且传达出了认识事物的自然过程：“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简要合理，堪称典范。以此为标准衡量历史叙事的得失，则《谷梁传》中那段精彩的描写，恰成历史叙事的败笔：郄克诸人出使齐国，“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此一段，刘知几认为“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发其类逆’。”而如原文所叙，就是烦句。烦简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现代叙事学中的叙事时间问题，刘知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流于表面，他在《点烦》篇中，不厌其烦地将史书中所有的“烦句”“烦字”一一指正，并借用比喻说明个中道理：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盖捕高鸟者，张其万，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
这个比喻不甚恰当，猎者、渔者之所以能收获大鱼、大鸟，正在于他们所持的是巨饵、万，单单一筌一目必定会一无所获。从尚简走向苛简，刘知几并未把握好合适的尺度。然而，刘知几在理论上的论述却较为完善：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他的省句省字法主要是针对当时史局撰写史书偏重骈词俪句的不良风气而做的有的放矢，只不过他具体开出的这一剂“损之又损，玄之又玄”（《叙事》）的药方，显然没有对症下药，并不能达到他所憧憬的《左传》中“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的那种完美的历史叙事高度。
在《史通》一书，我们注意到，刘知几特别重视历史叙事的审美性：“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微显阐幽，婉而成章”。实现这种美的具体方法就是“用晦”：文字简省而意义完备，简净朴素，同时又滋味醇厚、底蕴丰厚。刘知几强调，在历史叙事中，事美是基础，叙事美是其自然的表现；事本不美，徒加虚饰的行为应该坚决杜绝。只有做到文辞与事实相合才谈得上美，所以有时候文辞朴拙反而胜于文辞华美，他在《叙事》篇中比较了裴子野和王劭两者的叙事审美，认为应该将文辞与事实统一起来，才能表现历史叙事的真实美。
综上所述，《史通》一书对历史叙事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作者刘知几将历史叙事从笼统的“文”中区分出来，使历史叙事开始走向独立，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指出历史叙事应以实录为原则，通过简省的文字叙述、省字省句的手段，达到一种简净而完备、滋味醇正绵长的美。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刘知几对历史叙事的研究毕竟只是初始阶段，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论阐述，而且由于他过多而单一地在强调“简省”，某种程度上到了“苛简”的地步，因而他提出的历史叙事理想和具体的实践办法之间出现了矛盾，从而使得他所憧憬的历史叙事理想成为不可实现的梦想，然而从另一角度上，这恰恰是历史叙事走向独立的表现，展示了历史叙事独有的风貌，从而与之前的史传叙事分道扬镳。
参考文献：
[1]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 刘勰撰，詹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尹雪华，女，1973—，陕西安康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关键词：历史叙事 实录 简省 《史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刘知几《史通》是中国史学领域内备受推崇的一部批评著作，“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清黄叔林语）。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历史叙事即为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一 历史叙事的前提——史体的独立
《史通》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史”从“文”中独立出来，并明确了历史叙事的独特性。将史体从其他文体中独立出来，这是讨论历史叙事的前提。“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滋生了两种颇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骈俪文风的弥漫；二是文体研究的日益精深。这对《史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体的辨析越是精密，“史”的独特性就越能显示出来；对“史”的关注，必然导致对骈俪文风的批判。刘知几承继了六朝人的观点，尤其深受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影响。
刘知几对“文”并没有新的见解，然唯其如此，方能突出他对“史”的关注，见出他对历史叙事的精彩论述。综观《史通》全书，“文”之含义有三：
1 文字、文辞、书籍义。
《史通》中“文”的含义最多是这一义，刘知几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以“文”泛指文字、文章、书籍等等。
2 “文”与“史”对举，区别了“文”与“史”的不同，正是从这一区别当中，刘知几将史体独立了出来。
诚然，刘知几仍然承认广义的文是包括史的，甚至以为史亦属于“文章”之列。但更多的时候，他将文与史作了区别。其《自叙》篇云：
“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
在这里，“文笔”与“史传”显指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其才》篇云：
“文之于史，较然别矣。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
很显然，“文章”、“简册”（史书）泾渭分明，“文”和“史”截然不同，徐陵的文体显然不能混同于史传的文体，纵使如张衡、陈寿这样的能文与载笔之士也做不到两美兼擅。
3 文彩、文饰义。
文作为文采、文饰义，是文的最古老的含义，刘知几《史通》正是由此展开对历史叙事的论述。《叙事》中的“‘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史不同于文，具有自己独特的写作特征和写作要求，相对于文的华美雕饰，历史叙事应该朴朴实实，一旦雕饰就会失去了本真。然而另一方面，史本身属于文，所以史书撰写又不得不考虑到文。史与文的这一辩证关系正是《史通》一书的用力所在。
二 历史叙事的最高境界——史文合一
做到史文合一，是历史叙事的最高境界。从《史通》对“文”的运用可以看到：一方面，刘知几认为，历史叙事有着不同于其他文体的自身特征，尤其在当时骈俪文风的影响下，历史叙事更应该本分、忠实地记录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史通》又论述了“文”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性，他盛赞“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而《左传》的叙事之美，更受到刘知几无以复加的赞美：“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模拟》）。在《杂说上》中，他又将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的评论：“信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详加演绎，并以无限欣赏的口吻详细分析了《左传》叙事所达到的至高成就。《左传》的叙事成就，在他看来，已经达到历史叙事的最高境界，绝非后来人所能企及。这种境界就是： “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鉴识》），即在质实的基础上做必要的文的修饰。但从刘知几对历史叙事中“文”一再地严厉批判和对“史”的质实一再地过分强调，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更偏重于质。历史叙事就应该做到简省为本，质直切实，通过如实地记录历史而达到彰善瘅恶的目的。《左传》中的叙事理想实际上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叙事梦想。
三 历史叙事的原则——以实录为灵魂、以简省为手段
以实录为灵魂、以简省为手段，是刘知几提出的历史叙事的具体原则。“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叙事》），叙事是史体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实录则是历史叙事的灵魂。刘知几在《史通》中通过各种方式反复对此加以强调。他推崇《左传》，肯定《史记》、《汉书》，王劭的《齐志》，所重的就是实录这一点，他分析历史叙事存在的不足，包括对经典《春秋》等的大胆怀疑，出发点也基于此。他批判史书撰写中词人文士的作风，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作风导致的叙事虚妄。《言语》、《模拟》、《载言》、《曲笔》、《探赜》、《鉴识》等绝大多数篇章，实质上都在探讨史书如何做到实录的问题。
如何做到实录，首先涉及到历史叙事的选材问题。“有事则书，无事则阙”，是历史叙事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即所叙事之事、所记之人一定是历史进程中确实发生过、存在过的；必须是“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要事。如果再深一层分析，就可看到，《史通》认为，历史叙事的选材事实上还要受到“劝惩”与“资治”的叙事目的的限制。在《书事》中，刘知几将之总结为“五志”、“三科”，鲜明地指出叙事目的对题材的统帅作用。“劝惩”的目的使得历史叙事的选材更为严格、更为狭窄，也使其实录性即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但刘知几对此并未多加理会。在他看来，历史叙事不会存在虚构叙事。像“怪力乱神”、“传闻”等等，我们看来纯属于虚构的题材，刘知几则认为其中若符合历史叙事目的就可以进入历史叙事的视野中；相反，那些可能是事实但却琐琐碎碎、无关宏旨的小事，则不能进入历史叙事的视野。
对于如何在叙事中遵循实录的原则，《史通》将其分作四个类型，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
并分别举例说明。
所谓“直纪其才行”，其实是对事件的定性描述，当然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叙述人必须遵从实录的原则，否则就会导致“实同儿戏”、“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的恶果。
“唯书其事迹”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记载，如《左传》中叙述晋献公太子申生被骊姬所谗害而自杀身亡的事件始末；《汉书》中叙述了项羽大军包围刘邦、纪信代刘邦而死的经过。
而“有因言语而可知者”则是主张在叙事中记载历史人物的原始语言和原始文件、案件。（见《载言》和《言语》篇）刘知几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人物语言的叙事功能，并指出人物语言必须包含有叙事的因素，通过语言推动叙事的进展。做到“言必近真”，如实地记录人物语言，使之尽量趋近于历史真实，充分考虑到人物生活的时代、身份、教养等等，应记载当世口语，惟妙惟肖地模仿人物的声效口吻，而不应故意避开俚语、俗语。成功的历史叙事中不乏优秀的典范，像楚国江芈骂商臣：“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斥郦生：“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阶：“谁家生得宁馨儿。”（《言语》）相反，如果像《周史》记言那样一味地刻意模仿古语、润色修饰、追求典雅，虽受到喜文之士的好评，却违背了历史叙事的实录原则，最为刘知几所痛恨，批判它“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见《杂说下》）
“假赞论而自见”是指在史评中补叙事件，如《史记·卫青传》赞：“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本纪》赞：“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都是将纪传里没有叙及的事件补充叙述出来的。
在这四种类型中，常用的叙事类型是“唯书其事迹”和“因言语而可知”两种，即言与事。正是从言事相兼的角度，刘知几高度评价了《左传》的叙事成就。“直纪其才行”、“假赞论而自见”是两种辅助的叙事方法，因为“直纪其才行”本身不是叙事，其中有对事件的概括认识，而“假赞论而自见”的赞论，其性质是史评，并不都是叙事的成分。刘知几还认为对于同一事件，不能同时使用四种方法，如果兼而用之，势必造成繁词累句、重复而拖沓的现象，这是绝大多数史书所犯的通病。然而反过来说，同一史书里却应该四种方法交错使用，因为每一种方法又有不同的叙事功能，有的需要详叙，所叙事件不一样；有的需要略叙，详略得当，交错使用，才能取得叙事的成功。
《史通》在论述这四种叙事类型时，指出了以“简省”为原则的观点。“尚简”贯穿了《史通》的始终，“省字”与“省句”是其具体操作法：“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所谓省句就是将不说的话尽量不说，用尽可能少的句子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意思；省字就是将事件用尽可能少的字叙述出来，删去任何的装饰与陪衬，如，“《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五个字，加一字太详，减一字太略，并且传达出了认识事物的自然过程：“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简要合理，堪称典范。以此为标准衡量历史叙事的得失，则《谷梁传》中那段精彩的描写，恰成历史叙事的败笔：郄克诸人出使齐国，“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此一段，刘知几认为“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发其类逆’。”而如原文所叙，就是烦句。烦简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现代叙事学中的叙事时间问题，刘知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流于表面，他在《点烦》篇中，不厌其烦地将史书中所有的“烦句”“烦字”一一指正，并借用比喻说明个中道理：
“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盖捕高鸟者，张其万，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钓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
这个比喻不甚恰当，猎者、渔者之所以能收获大鱼、大鸟，正在于他们所持的是巨饵、万，单单一筌一目必定会一无所获。从尚简走向苛简，刘知几并未把握好合适的尺度。然而，刘知几在理论上的论述却较为完善：
“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
他的省句省字法主要是针对当时史局撰写史书偏重骈词俪句的不良风气而做的有的放矢，只不过他具体开出的这一剂“损之又损，玄之又玄”（《叙事》）的药方，显然没有对症下药，并不能达到他所憧憬的《左传》中“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的那种完美的历史叙事高度。
在《史通》一书，我们注意到，刘知几特别重视历史叙事的审美性：“或腴词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微显阐幽，婉而成章”。实现这种美的具体方法就是“用晦”：文字简省而意义完备，简净朴素，同时又滋味醇厚、底蕴丰厚。刘知几强调，在历史叙事中，事美是基础，叙事美是其自然的表现；事本不美，徒加虚饰的行为应该坚决杜绝。只有做到文辞与事实相合才谈得上美，所以有时候文辞朴拙反而胜于文辞华美，他在《叙事》篇中比较了裴子野和王劭两者的叙事审美，认为应该将文辞与事实统一起来，才能表现历史叙事的真实美。
综上所述，《史通》一书对历史叙事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作者刘知几将历史叙事从笼统的“文”中区分出来，使历史叙事开始走向独立，并对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指出历史叙事应以实录为原则，通过简省的文字叙述、省字省句的手段，达到一种简净而完备、滋味醇正绵长的美。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刘知几对历史叙事的研究毕竟只是初始阶段，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论阐述，而且由于他过多而单一地在强调“简省”，某种程度上到了“苛简”的地步，因而他提出的历史叙事理想和具体的实践办法之间出现了矛盾，从而使得他所憧憬的历史叙事理想成为不可实现的梦想，然而从另一角度上，这恰恰是历史叙事走向独立的表现，展示了历史叙事独有的风貌，从而与之前的史传叙事分道扬镳。
参考文献：
[1]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 刘勰撰，詹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尹雪华，女，1973—，陕西安康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