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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多次努力，也没能让杨怀定说出他目前的资产状况。他首先坚决地否认自己的资产超过1000万元。“10年下来投资回报几百倍吧。”杨怀定说。
这样算下来，他的资产将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因为10年前他手中只有2000元。如果杨怀定提供的信息可靠，他的资产总额不会超过200万元。
这大概不是一个特别真实的数字。因为早在多年以前，杨怀定就以另一个名字知名上海乃至全国——“杨百万”。
杨怀定显然很为这个别号自豪。在向人散发的名片上，“杨怀定”三个大字旁边印着“三称”，自称：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职称：沈阳财经学院教授；人称：杨百万。
原本是上海铁合金厂仓库管理员的杨怀定，1988年3月辞职成为专职证券投资者，专事国库券买卖，一年下来，就赚了100万元。这之后，他开始进军上海股市，屡战屡赚，创造了早期股市的若干神话。由于杨怀定在债券、股市上挥洒的资金大都以百万计，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百万元不是小数字，因此，圈内人大多把杨怀定称为“杨百万”。
杨百万是如此的知名，以至中央电视台在制作回顾改革开放20年的系列专题片《20年与20人》中，杨怀定占了宝贵的一席。
国库券造就了杨百万
杨百万的起步是机缘与压力的合力。
杨怀定出身贫寒。他告诉记者：“我出生在很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上海闸北区妇产科医院的杂工，母亲一直没有工作。我排老二，一家老小全靠父亲菲薄的薪水支撑。小时候我家常常吃补助。”
改革开放初期，杨怀定的妻子钱凤梅回到上海，在浦东农村承包了一家电线厂。不久他们家就成了“万元户”。1988年春节前后，杨怀定所在的铁合金厂仓库失窃，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身为仓库负责人的杨怀定成了重点怀疑对象。虽然很快案子破了，杨怀定是清白的，但他决意辞职。
1988年3月28日，杨怀定正式砸掉自己的铁饭碗，下海谋生。
“辞职前我一直关注世界金融市场的演变，主要是小时候看了《子夜》等反映旧社会金融市场的小说……还有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19世纪法国著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所写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这是一部充满天才幻想的著作，书中的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革命活动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小到大都在影响着我，伴随着我。”
如果没有案件的纠葛，如果没有家庭的些许积累，杨怀定也许不会果断决定下海并选择了当时还被视为类似于“投机倒把”的金融投资。但是多年以后他告诉记者，这10年下海生涯给他带来的，除了金钱上的富足，更是精神上和生活中的自由。
杨怀定很快就找到了机会。他订有26种报刊，每天还认真收听广播，称之为“信息雷达”。一天他在报缝里发现，中央批准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杨怀定家中数万元存款在温州存入后，每年可多得2400元利息。他打算把钱存到温州去。
但就在当年的4月5日，报纸上又刊出一条消息：上海市将于21日开放国库券的买卖。杨怀定改了主意，那天一早就来到银行。1983年发行的面额100元的国库券卖出价为108元。计算的结果是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100元净赚37元，这高出温州储蓄利率12％，杨怀定毫不犹豫吃进2万元。
没有想到的是，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4元。他那2万元国库券还没在兜里捂热就抛给银行，赚了800元。这是杨怀定赚取的第一笔投资收益。
“我回来就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那么就可以进行滚动。由原来的储蓄保值变成资金滚动，肯定赚钱。”杨怀定向记者回忆道。
这时，他从报上得知又有六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转让业务。他想，只要两地价差2元，投资10万元，3天打个来回就净赚2000元。关键是哪六个城市呢？报纸上没有明确指出。
杨怀定在上海图书馆查了7天，终于发现一个目标：安徽合肥。经过调研，得知两地价差确是2元。于是他说服亲朋好友凑了10万元。到了合肥，见银行外排起长队，营业员却无精打彩。细问之下才知是农民忙于备耕，纷纷提款，银行国库券富余但现金紧张。杨怀定的到来恰如久旱之云霓，两下当即成交。
杨怀定第二天赶回上海，把10万多元的国库券卖给银行，获利2200元。由于国库券上有合肥市银行的封条，杨怀定怕上海的银行收券时看破其中的诀窍，进行银行间相互调剂，索性撕开封条，让银行摸不到底细。
“当时的工资水平很低，我只有六七十元钱，如果我用2万元投资，有15％的收益率，一年就是3000元。这个收益等于我的工资。”杨怀定确信自己找到了一条生活之路。
接下来资本聚敛之快超出了杨怀定自己的想像。放开国库券交易的六个城市一一打听明白后，杨怀定日夜兼程，仅合肥一地，就跑了个把月，然后又西去郑州，南下厦门，北进太原……
做到高峰时期，当时上海市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杨怀定占去了1/7。在下海炒国库券的第一年里，他就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元，“杨百万”的名声起来了。
三重保险
杨怀定的发家史与改革中大多数事情一样，都充满了“先干起来再找说法”的色彩。
杨怀定赚到钱后，立即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去金融管理部门要说法。杨怀定来到上海人行金融管理处，问道：“我在银行买卖国库券，究竟合不合法？”得到的回答很含蓄：“开放国库券转让，目的是为了提高它的信誉，没想到你的金融意识这么强，你说合法不合法？”杨怀定说：“我看不到文件，只看报纸，人民银行行长对记者讲，欢迎公民随时买进卖出。我认为合法。”
没有得到正面回答的杨怀定的选择是继续干。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得知，上海人行的龚浩成行长有个私下的说法：“杨百万的做法是对的。”
第二件事是找税务局的人咨询纳税的事。他在《新民晚报》上看到市税务局在九江路开设个人调节税法律咨询服务的消息，便找到税务人员，告诉对方自己长期从事国库券交易投资，月收入远远高于个人调节税的最低下限，是否要交税？税务人员一时语塞。想想后答复说，在国外是要抽交易税的。但我国的交易法还没有出台，不用纳税，你还可以继续做。
第三件事是从公安局办的保安公司请了一位保镖。“我的理论很简单，请保镖和我一起做，是因为这种事没有人知道罪与非罪。我请了公安局的保镖，以后出了问题，他们跟着我做，对与错总好说一些。”杨怀定说。
1989年，杨怀定在自已的名片上印上了“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一行字。
股市试水
进入90年代，上海市初生的各种股票由于乏人看好，纷纷跌破面值。杨怀定看到当时的国库券收益率为24％，而百元股票分红为平均15元。经过计算，杨怀定认为国库券利高但是单利，而股票红利实际上是复利。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购入股票，收益率要比同期国库券高。
与此同时，杨怀定赖以赚钱的国库券交易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国债交易市场从分割性逐渐转向统一性；其次是交易方式从以柜台交易为主转变为以机构交易为主；三是从小额交易向大额交易转变；四是证券公司的经营方针从重点追求地区差转向时间差。国库券市场正迈向成熟，留给杨怀定的空间不大了。
这些发现决定了杨怀定随后从国库券市场到股票市场的战略转移。
杨怀定从印数极少的股份公司年报中得知，“电真空”和“豫园”的实际资产值已分别增长了2.4和4.3倍，另外一些股票也具备自然升值的条件，于是向股市投入了首批20万元资金。
1990年初，深圳股票交易出现意想不到的狂热。成交量5月份是1.1亿元，6月份骤增至2.6亿元。深圳市政府采取了抑制股价的紧急措施，特别作出规定，日交易量限价上浮1％，下跌3％，显然是用行政的办法限升不限跌。人们转而把目标盯在上海。钱随人至，上海股市顿时飙升，代表沪股行情的静安指数高攀120余点，最抢手的“电真空”和“豫园”两只股票价格暴涨。杨怀定又一次成功了。
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到了1999年，不管股市还有多少黑幕存在，总的来说，中国股市已成熟了许多。规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已将整个股市彻底做大。像杨百万这样的个人大户已无法再在股市中呼风唤雨了。难得的是，见证了中国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早期发展并从中积累起个人财富的杨百万，心态也逐渐放平。
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杨百万认为，工资要从股市取。他用一份短线钱做资本，今天买进，明天卖出，赚一点股市涨跌差价，一个月就可赚几千元，家庭日常开支足够了。
“一个职业投资者不能心太贪，”他说，“心太贪就会搏行情，一搏行情就会有风险。你赢十次、百次，但只要输一次，就可能倾家荡产。”
“我周围有太多赢了无数次、积攒上亿财富，最后一败涂地的故事了。”杨怀定告诉记者。所以他炒股从不透支一分钱。
杨怀定能赚大钱，也不嫌弃小钱。几年前买过一辆夏利车和一部手机。在自备车牌卖到14万元的时候，他把车卖了；在手机价格涨得离谱的时候，他又将手机卖了。这样他不但白白使用了几年车和手机，还赚了一笔钱。
杨怀定在上海城区边缘买了一些房产，很便宜，每平方米只需2000多元。他说买房的目的不是去住，而是等着其升值；远点没关系，过几年随着城市向郊区扩展，这些地方就不是边缘地区了，房价肯定会上去。
在一些小事上，杨怀定同样显示了他无所不在的精明：在他所购房屋的房产证上写的都是儿子的名字。“等到将来过世了，再把房子过继给儿子，不如现在给，不要上税；如果死了再给，就要上什么遗产税了。”他说。
50岁的杨百万显然已经开始享受生活。记者打电话到他家里联系采访，从听筒里传来了鸟雀的鸣叫。当问到什么时候采访方便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9点半以后都行。”9点半，正是股市开市以后，一般炒家最忙的时候。
杨怀定告诉记者，自己当前的资产组合是债市一分不投，少量投于股市，20％至30％投资于房地产，其余是包括外汇在内的现金。
但是老骥伏枥，并不是因为志气消沉，而是机会尚未到来。杨怀定表示，债市、股市之后，老百姓的第三个大的投资机会尚未到来。
杨怀定相信，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说股市还有什么机会的话，就是享受“企业的高成长”。然而这相当难了。
“股市现在风险太大。股价高得离谱不说，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企业风险。财务报表虚假，企业真实情况不清楚。看上去好好的企业过几年就蜕变成了壳资源。”杨怀定说，“好企业太少。”
回顾当年在股市里呼风唤雨、赤身相搏的日子，杨怀定说：“那当然主要是博傻。但是，那也是我们几十年才能遇上一次的机会，也许是一生才有一次的机会。现在不同了，市场不同了，我们也不同了。”
杨怀定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杨百万”之名起来以后，杨怀定曾请厂里关系很好的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等到上海新锦江一聚，酒足饭饱之后，由于关系很好，都很关切地劝杨怀定：“资本主义的股票不要玩了，政策要变的。”他们喋喋不休地劝导了半天。杨怀定婉转地回答了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应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安静才得以恢复。
到了现在，杨怀定10年前所在的厂许多人面临下岗，这些朋友们终于做到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杨怀定写道：“在我们这些早期的参与投机者正在逐步远离投机——进入准投资阶段之际，我的这批朋友们开始了疯狂投机。”
杨怀定最后的话是：“即时写不出真实的历史。”
这样算下来，他的资产将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因为10年前他手中只有2000元。如果杨怀定提供的信息可靠，他的资产总额不会超过200万元。
这大概不是一个特别真实的数字。因为早在多年以前，杨怀定就以另一个名字知名上海乃至全国——“杨百万”。
杨怀定显然很为这个别号自豪。在向人散发的名片上，“杨怀定”三个大字旁边印着“三称”，自称：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职称：沈阳财经学院教授；人称：杨百万。
原本是上海铁合金厂仓库管理员的杨怀定，1988年3月辞职成为专职证券投资者，专事国库券买卖，一年下来，就赚了100万元。这之后，他开始进军上海股市，屡战屡赚，创造了早期股市的若干神话。由于杨怀定在债券、股市上挥洒的资金大都以百万计，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百万元不是小数字，因此，圈内人大多把杨怀定称为“杨百万”。
杨百万是如此的知名，以至中央电视台在制作回顾改革开放20年的系列专题片《20年与20人》中，杨怀定占了宝贵的一席。
国库券造就了杨百万
杨百万的起步是机缘与压力的合力。
杨怀定出身贫寒。他告诉记者：“我出生在很贫穷的家庭。父亲是上海闸北区妇产科医院的杂工，母亲一直没有工作。我排老二，一家老小全靠父亲菲薄的薪水支撑。小时候我家常常吃补助。”
改革开放初期，杨怀定的妻子钱凤梅回到上海，在浦东农村承包了一家电线厂。不久他们家就成了“万元户”。1988年春节前后，杨怀定所在的铁合金厂仓库失窃，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身为仓库负责人的杨怀定成了重点怀疑对象。虽然很快案子破了，杨怀定是清白的，但他决意辞职。
1988年3月28日，杨怀定正式砸掉自己的铁饭碗，下海谋生。
“辞职前我一直关注世界金融市场的演变，主要是小时候看了《子夜》等反映旧社会金融市场的小说……还有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19世纪法国著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所写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这是一部充满天才幻想的著作，书中的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革命活动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小到大都在影响着我，伴随着我。”
如果没有案件的纠葛，如果没有家庭的些许积累，杨怀定也许不会果断决定下海并选择了当时还被视为类似于“投机倒把”的金融投资。但是多年以后他告诉记者，这10年下海生涯给他带来的，除了金钱上的富足，更是精神上和生活中的自由。
杨怀定很快就找到了机会。他订有26种报刊，每天还认真收听广播，称之为“信息雷达”。一天他在报缝里发现，中央批准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杨怀定家中数万元存款在温州存入后，每年可多得2400元利息。他打算把钱存到温州去。
但就在当年的4月5日，报纸上又刊出一条消息：上海市将于21日开放国库券的买卖。杨怀定改了主意，那天一早就来到银行。1983年发行的面额100元的国库券卖出价为108元。计算的结果是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100元净赚37元，这高出温州储蓄利率12％，杨怀定毫不犹豫吃进2万元。
没有想到的是，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4元。他那2万元国库券还没在兜里捂热就抛给银行，赚了800元。这是杨怀定赚取的第一笔投资收益。
“我回来就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那么就可以进行滚动。由原来的储蓄保值变成资金滚动，肯定赚钱。”杨怀定向记者回忆道。
这时，他从报上得知又有六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转让业务。他想，只要两地价差2元，投资10万元，3天打个来回就净赚2000元。关键是哪六个城市呢？报纸上没有明确指出。
杨怀定在上海图书馆查了7天，终于发现一个目标：安徽合肥。经过调研，得知两地价差确是2元。于是他说服亲朋好友凑了10万元。到了合肥，见银行外排起长队，营业员却无精打彩。细问之下才知是农民忙于备耕，纷纷提款，银行国库券富余但现金紧张。杨怀定的到来恰如久旱之云霓，两下当即成交。
杨怀定第二天赶回上海，把10万多元的国库券卖给银行，获利2200元。由于国库券上有合肥市银行的封条，杨怀定怕上海的银行收券时看破其中的诀窍，进行银行间相互调剂，索性撕开封条，让银行摸不到底细。
“当时的工资水平很低，我只有六七十元钱，如果我用2万元投资，有15％的收益率，一年就是3000元。这个收益等于我的工资。”杨怀定确信自己找到了一条生活之路。
接下来资本聚敛之快超出了杨怀定自己的想像。放开国库券交易的六个城市一一打听明白后，杨怀定日夜兼程，仅合肥一地，就跑了个把月，然后又西去郑州，南下厦门，北进太原……
做到高峰时期，当时上海市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杨怀定占去了1/7。在下海炒国库券的第一年里，他就赚到了第一个100万元，“杨百万”的名声起来了。
三重保险
杨怀定的发家史与改革中大多数事情一样，都充满了“先干起来再找说法”的色彩。
杨怀定赚到钱后，立即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去金融管理部门要说法。杨怀定来到上海人行金融管理处，问道：“我在银行买卖国库券，究竟合不合法？”得到的回答很含蓄：“开放国库券转让，目的是为了提高它的信誉，没想到你的金融意识这么强，你说合法不合法？”杨怀定说：“我看不到文件，只看报纸，人民银行行长对记者讲，欢迎公民随时买进卖出。我认为合法。”
没有得到正面回答的杨怀定的选择是继续干。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得知，上海人行的龚浩成行长有个私下的说法：“杨百万的做法是对的。”
第二件事是找税务局的人咨询纳税的事。他在《新民晚报》上看到市税务局在九江路开设个人调节税法律咨询服务的消息，便找到税务人员，告诉对方自己长期从事国库券交易投资，月收入远远高于个人调节税的最低下限，是否要交税？税务人员一时语塞。想想后答复说，在国外是要抽交易税的。但我国的交易法还没有出台，不用纳税，你还可以继续做。
第三件事是从公安局办的保安公司请了一位保镖。“我的理论很简单，请保镖和我一起做，是因为这种事没有人知道罪与非罪。我请了公安局的保镖，以后出了问题，他们跟着我做，对与错总好说一些。”杨怀定说。
1989年，杨怀定在自已的名片上印上了“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一行字。
股市试水
进入90年代，上海市初生的各种股票由于乏人看好，纷纷跌破面值。杨怀定看到当时的国库券收益率为24％，而百元股票分红为平均15元。经过计算，杨怀定认为国库券利高但是单利，而股票红利实际上是复利。以低于面值的价格购入股票，收益率要比同期国库券高。
与此同时，杨怀定赖以赚钱的国库券交易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国债交易市场从分割性逐渐转向统一性；其次是交易方式从以柜台交易为主转变为以机构交易为主；三是从小额交易向大额交易转变；四是证券公司的经营方针从重点追求地区差转向时间差。国库券市场正迈向成熟，留给杨怀定的空间不大了。
这些发现决定了杨怀定随后从国库券市场到股票市场的战略转移。
杨怀定从印数极少的股份公司年报中得知，“电真空”和“豫园”的实际资产值已分别增长了2.4和4.3倍，另外一些股票也具备自然升值的条件，于是向股市投入了首批20万元资金。
1990年初，深圳股票交易出现意想不到的狂热。成交量5月份是1.1亿元，6月份骤增至2.6亿元。深圳市政府采取了抑制股价的紧急措施，特别作出规定，日交易量限价上浮1％，下跌3％，显然是用行政的办法限升不限跌。人们转而把目标盯在上海。钱随人至，上海股市顿时飙升，代表沪股行情的静安指数高攀120余点，最抢手的“电真空”和“豫园”两只股票价格暴涨。杨怀定又一次成功了。
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到了1999年，不管股市还有多少黑幕存在，总的来说，中国股市已成熟了许多。规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已将整个股市彻底做大。像杨百万这样的个人大户已无法再在股市中呼风唤雨了。难得的是，见证了中国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早期发展并从中积累起个人财富的杨百万，心态也逐渐放平。
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杨百万认为，工资要从股市取。他用一份短线钱做资本，今天买进，明天卖出，赚一点股市涨跌差价，一个月就可赚几千元，家庭日常开支足够了。
“一个职业投资者不能心太贪，”他说，“心太贪就会搏行情，一搏行情就会有风险。你赢十次、百次，但只要输一次，就可能倾家荡产。”
“我周围有太多赢了无数次、积攒上亿财富，最后一败涂地的故事了。”杨怀定告诉记者。所以他炒股从不透支一分钱。
杨怀定能赚大钱，也不嫌弃小钱。几年前买过一辆夏利车和一部手机。在自备车牌卖到14万元的时候，他把车卖了；在手机价格涨得离谱的时候，他又将手机卖了。这样他不但白白使用了几年车和手机，还赚了一笔钱。
杨怀定在上海城区边缘买了一些房产，很便宜，每平方米只需2000多元。他说买房的目的不是去住，而是等着其升值；远点没关系，过几年随着城市向郊区扩展，这些地方就不是边缘地区了，房价肯定会上去。
在一些小事上，杨怀定同样显示了他无所不在的精明：在他所购房屋的房产证上写的都是儿子的名字。“等到将来过世了，再把房子过继给儿子，不如现在给，不要上税；如果死了再给，就要上什么遗产税了。”他说。
50岁的杨百万显然已经开始享受生活。记者打电话到他家里联系采访，从听筒里传来了鸟雀的鸣叫。当问到什么时候采访方便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9点半以后都行。”9点半，正是股市开市以后，一般炒家最忙的时候。
杨怀定告诉记者，自己当前的资产组合是债市一分不投，少量投于股市，20％至30％投资于房地产，其余是包括外汇在内的现金。
但是老骥伏枥，并不是因为志气消沉，而是机会尚未到来。杨怀定表示，债市、股市之后，老百姓的第三个大的投资机会尚未到来。
杨怀定相信，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说股市还有什么机会的话，就是享受“企业的高成长”。然而这相当难了。
“股市现在风险太大。股价高得离谱不说，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企业风险。财务报表虚假，企业真实情况不清楚。看上去好好的企业过几年就蜕变成了壳资源。”杨怀定说，“好企业太少。”
回顾当年在股市里呼风唤雨、赤身相搏的日子，杨怀定说：“那当然主要是博傻。但是，那也是我们几十年才能遇上一次的机会，也许是一生才有一次的机会。现在不同了，市场不同了，我们也不同了。”
杨怀定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杨百万”之名起来以后，杨怀定曾请厂里关系很好的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等到上海新锦江一聚，酒足饭饱之后，由于关系很好，都很关切地劝杨怀定：“资本主义的股票不要玩了，政策要变的。”他们喋喋不休地劝导了半天。杨怀定婉转地回答了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应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安静才得以恢复。
到了现在，杨怀定10年前所在的厂许多人面临下岗，这些朋友们终于做到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杨怀定写道：“在我们这些早期的参与投机者正在逐步远离投机——进入准投资阶段之际，我的这批朋友们开始了疯狂投机。”
杨怀定最后的话是：“即时写不出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