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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传入华夏的线路有很多，早期研究主要是用史籍文献进行推定。考古学方法传入以后，实物材料结合文献的方法推进了这一研究。通过对现有材料与研究进行梳理，早期研究和史料都呈现出了地缘中心化的特点，少有边陲地域的记载，现有材料可以侧面说明中亚与汉王朝时期的西南边陲有着联系，但佛教符号和线路的解释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印证。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教线路；四川
一、佛教传入华夏的文献记载
佛教传入华夏地区最早得到认定自于一些零星的文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引鱼豢所撰《魏略》[1]记载：“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这一材料得到望月信亨[2]、野上俊静[3]、镰田茂雄[4]等日本学者的认定。
梁启超提到“今当研究佛教之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5]。
汤用彤认为：“佛教东渐，首由西域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可无疑”。[6]俞伟超也和汤用彤报有相似的观点。
史树青、李洪甫[7]、阎文儒[8]、步连生[9]等对孔望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认为石刻中的佛像成于东汉时期。并且有部分观点认为孔望山佛教造像是海上丝绸之路带来，区别于中原洛阳的北方线路。巫鸿认为孔望山的佛教图像仅仅还是一种符号[10]，不能说明佛教思想在这一区域流行。吴焯认为还是陆路在先，孔望山等沿海地区是受到中原区域的影响，四川的佛教材料在年代上也早于孔望山，线路上是“取羌中道，经新疆、青海、到四川”，所以四川的佛教也是受到北方及中原的影响[11]。
二、身毒通往西南的路径
对于西南路径，梁启超提及这条路为“牂牁道”[12]。另，《史记·大宛传》[13]载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到有这样一条路，但似乎并未走通。“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14]。”
伯希和同样援引文献记载大夏地区出现的四川竹杖和布，表明“运输的路线，不是交广的海道，乃是缅甸高原的陆道……以为此“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的道路[15]。
吴焯先生根据与缅甸相邻的迦摩缕波国没有佛教盛行，认为《华阳国志》、《高僧传》、《慧轮传》等文献记载身毒实乃哀牢夷，对滇缅路的存在的表示质疑，他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仅牂牁道和蜀交趾道这两条比较可靠[16]。
罗二虎认为古永昌郡出现的琉璃来自于现在的印度，提出缅甸和印度之间是有商贸往来，因此它们之间是存在畅通的道路的。屈小玲认为四川到大理后，道路是西行至保山—腾冲—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南下瑞丽进入缅甸八莫），再西行经印度东北阿萨姆至恒河平[17]。
霍巍认为“由于西南夷中具有游牧性质的部族众多，它们往往纵横千里，活动范围极为广阔，成为西南边地商贸活动的主体”“既然邛竹杖和蜀布能够通过身毒远销大夏，那么其间定有民间贸易通道存在。而活跃在这些民间贸易通道上的商人，往往都是西南夷部族的商贾”“从西南夷地区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很可能西南夷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初开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在西南夷[18]。
三、关于佛教传播线路的思考
从上述对佛教初入华夏路径的结论和支撑材料来看：一、因为对于佛教从西域传入有较多的文献的记载，线路清晰，图像材料多，所以多数学者认定最早是西域传入；二、引发对于这一问题有所怀疑是因为四川地区、孔望山地区佛教符号来源的问题，材料极其零星且文献记载少；三、对于西南通往身毒的道路现几乎不可考，在出现更新的实物材料以前，文献的推定很难有进一步的结论。
从现有的文献和研究来看，几乎是认定今四川通往云南的道路是明确和畅通的，而云南和缅甸、缅甸和印度之间到道路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材料也是零星的。西南地区的佛教材料有很多都显示出早期犍陀罗的特征，如水富乌龟石湾崖墓群发掘出土陶佛像；丰都镇江槽房沟第9号砖室墓出土青铜摇钱树座上着袒右袈裟，右手施无畏印的佛教造像，从风格和样式来看是符合同一时期犍陀罗的风格。包括青州龙兴寺窖藏的有着“曹衣出水”特征的佛教造像的样式来源我们也无法完全解释，或许是和印度有着联系，或许本身就是一种自发的造像特征的巧合。毕竟，从样式来断代和界定图像的传播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风格学的方法有着其局限性。
但基于文献和四川地区相对孤立的佛教材料来看，道路存在的指向性却又很明确。所以这一问题才成为困扰至今的问题。西南地区出现的琉璃等物品，可以说明在身毒和汉帝国之间便已经存在贸易往来，有着商人行走于两国的道路间，而材料和道路、道路和文献之间的盲点使得这样一种想法只能是有限度的推测。西南地区的佛教符号是何时传入、通过何种方式传入，在发现更多的佛教材料以前是不能得到一个定论。
参考文献：
[1][晋] 陈寿，[宋] 裴松之注.三国志标点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日）望月信亨.中國净土教理史.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74.
[3]（日）野上俊静，释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
[4]（日）鎌田茂雄，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M].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
[5]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中华书局，1936年.
[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7]李洪甫.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内容及其背景[J].法音， 1981， 04期：2-13.
[8]李洪甫.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J].文物，1982，09期：66-70.
[9]步连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辨[J].文物，1982，09期：61-65.
[10]Wu H. 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 （2nd and 3rd Centuries A.D.）[J].Artibus Asiae， 1986.263-303，305-352.
[11]吳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12]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北京：中华书局，1936.
[1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北京：中华书局.1955.
[16]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J].历史研究，1999，第1期：37-48.
[17]屈小玲.中国西南与境外古道：南方丝绸之路及其研究述略[J].西北民族研究，2011，01：172-179.
[18]霍巍.“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J].中华文化论坛，2008，S2期.114-120.
作者简介：李泽龙（1988—），男，汉族，籍贯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文化遗产方向研究。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教线路；四川
一、佛教传入华夏的文献记载
佛教传入华夏地区最早得到认定自于一些零星的文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引鱼豢所撰《魏略》[1]记载：“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这一材料得到望月信亨[2]、野上俊静[3]、镰田茂雄[4]等日本学者的认定。
梁启超提到“今当研究佛教之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5]。
汤用彤认为：“佛教东渐，首由西域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可无疑”。[6]俞伟超也和汤用彤报有相似的观点。
史树青、李洪甫[7]、阎文儒[8]、步连生[9]等对孔望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认为石刻中的佛像成于东汉时期。并且有部分观点认为孔望山佛教造像是海上丝绸之路带来，区别于中原洛阳的北方线路。巫鸿认为孔望山的佛教图像仅仅还是一种符号[10]，不能说明佛教思想在这一区域流行。吴焯认为还是陆路在先，孔望山等沿海地区是受到中原区域的影响，四川的佛教材料在年代上也早于孔望山，线路上是“取羌中道，经新疆、青海、到四川”，所以四川的佛教也是受到北方及中原的影响[11]。
二、身毒通往西南的路径
对于西南路径，梁启超提及这条路为“牂牁道”[12]。另，《史记·大宛传》[13]载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到有这样一条路，但似乎并未走通。“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14]。”
伯希和同样援引文献记载大夏地区出现的四川竹杖和布，表明“运输的路线，不是交广的海道，乃是缅甸高原的陆道……以为此“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的道路[15]。
吴焯先生根据与缅甸相邻的迦摩缕波国没有佛教盛行，认为《华阳国志》、《高僧传》、《慧轮传》等文献记载身毒实乃哀牢夷，对滇缅路的存在的表示质疑，他认为南方丝绸之路仅牂牁道和蜀交趾道这两条比较可靠[16]。
罗二虎认为古永昌郡出现的琉璃来自于现在的印度，提出缅甸和印度之间是有商贸往来，因此它们之间是存在畅通的道路的。屈小玲认为四川到大理后，道路是西行至保山—腾冲—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南下瑞丽进入缅甸八莫），再西行经印度东北阿萨姆至恒河平[17]。
霍巍认为“由于西南夷中具有游牧性质的部族众多，它们往往纵横千里，活动范围极为广阔，成为西南边地商贸活动的主体”“既然邛竹杖和蜀布能够通过身毒远销大夏，那么其间定有民间贸易通道存在。而活跃在这些民间贸易通道上的商人，往往都是西南夷部族的商贾”“从西南夷地区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很可能西南夷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初开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在西南夷[18]。
三、关于佛教传播线路的思考
从上述对佛教初入华夏路径的结论和支撑材料来看：一、因为对于佛教从西域传入有较多的文献的记载，线路清晰，图像材料多，所以多数学者认定最早是西域传入；二、引发对于这一问题有所怀疑是因为四川地区、孔望山地区佛教符号来源的问题，材料极其零星且文献记载少；三、对于西南通往身毒的道路现几乎不可考，在出现更新的实物材料以前，文献的推定很难有进一步的结论。
从现有的文献和研究来看，几乎是认定今四川通往云南的道路是明确和畅通的，而云南和缅甸、缅甸和印度之间到道路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材料也是零星的。西南地区的佛教材料有很多都显示出早期犍陀罗的特征，如水富乌龟石湾崖墓群发掘出土陶佛像；丰都镇江槽房沟第9号砖室墓出土青铜摇钱树座上着袒右袈裟，右手施无畏印的佛教造像，从风格和样式来看是符合同一时期犍陀罗的风格。包括青州龙兴寺窖藏的有着“曹衣出水”特征的佛教造像的样式来源我们也无法完全解释，或许是和印度有着联系，或许本身就是一种自发的造像特征的巧合。毕竟，从样式来断代和界定图像的传播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风格学的方法有着其局限性。
但基于文献和四川地区相对孤立的佛教材料来看，道路存在的指向性却又很明确。所以这一问题才成为困扰至今的问题。西南地区出现的琉璃等物品，可以说明在身毒和汉帝国之间便已经存在贸易往来，有着商人行走于两国的道路间，而材料和道路、道路和文献之间的盲点使得这样一种想法只能是有限度的推测。西南地区的佛教符号是何时传入、通过何种方式传入，在发现更多的佛教材料以前是不能得到一个定论。
参考文献：
[1][晋] 陈寿，[宋] 裴松之注.三国志标点本[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日）望月信亨.中國净土教理史.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74.
[3]（日）野上俊静，释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
[4]（日）鎌田茂雄，关世谦译.中国佛教通史[M].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
[5]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中华书局，1936年.
[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7]李洪甫.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内容及其背景[J].法音， 1981， 04期：2-13.
[8]李洪甫.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J].文物，1982，09期：66-70.
[9]步连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辨[J].文物，1982，09期：61-65.
[10]Wu H. 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 （2nd and 3rd Centuries A.D.）[J].Artibus Asiae， 1986.263-303，305-352.
[11]吳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12]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北京：中华书局，1936.
[1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北京：中华书局.1955.
[16]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J].历史研究，1999，第1期：37-48.
[17]屈小玲.中国西南与境外古道：南方丝绸之路及其研究述略[J].西北民族研究，2011，01：172-179.
[18]霍巍.“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J].中华文化论坛，2008，S2期.114-120.
作者简介：李泽龙（1988—），男，汉族，籍贯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文化遗产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