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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选官用人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兴办太学和地方官学；首创察举制度；知人善任。研究汉武帝时期的选官用人制度，考察他的用人方略，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汉武帝尊儒兴学察举制度知人善任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是西汉的第五代皇帝，他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一直受到后人景仰。
漢武帝一生对人才有着特殊的偏爱和执著的追求，他能够拓宽途径育才、不拘一格选才、恩威并用任才，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培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他卓越的用人政策是能够出现人才盛世的制度保证。
一尊儒兴学，培养人才
秦汉以前，人才的培养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家族和私人办学。官府办学始于西周，但初具规模的官学当属汉武帝时期的太学。汉武帝即位后，就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作为他“文治”事业的重要内容。董仲舒上书兴办太学：“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1] 汉武帝对当时朝廷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逐一分析，认为只有注重现实、以修身齐家兼济天下为宗旨而又富中庸温和特色的儒家学说，能作为思想统治的准则和基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成为了汉武帝政策转变的理论依据，于是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京城兴建宣扬儒家经学的太学（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为教授内容，《汉书•艺文志》载：“《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1] 在太学学习后不仅可以了解和掌握儒家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也可以开阔视野，学到丰富的治国安邦之智。太学的教育，使汉代的人才和选士标准得到逐步规范。可见，太学的主要职责是推行儒学，培养选拔官吏的重要对象，为后世储备大量的治国人才。
自从汉武帝确立经学的独尊地位后，经学便对人才、官吏的选拔产生了巨大影响。博士官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太学教师，他们是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解释者，在国家的政治决策上常常起着重要作用。汉武帝还逐一培养后备官员，重点是培养掌管文化教育方面的后备人才。“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央集权政府加强思想统治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统治工具。
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它将儒学制度化，把人才的教育、考察、任用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进入全面专制后文官制度的基础。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太学的创立，标志着长期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由儒生而官僚的文官政治体系初步创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汉武帝在这一点上具有开创之功。
二完善察举，选拔人才
汉武帝以追求发展为执政宗旨，把改革制度、为后世垂范立制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3] 汉武帝改进并完善古代的选举方式，首创由中央与地方官员推举人才，经测试选拔的察举方法。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明确诏令那些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目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1] 意思是他将亲自以“古今之道”策问他们，经考核合格后即任以官职，同时把这种方法确立为制度，即察举制。察举制是绵延两汉四百年官吏选拔的基本制度，是汉代重要出仕途径之一，也是汉代封建官吏的主要来源。
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一文指出，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说汉武帝此举“开中国选举制度千年坚固的基础” [4]。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下令郡国“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年遣送至京师，以备选用。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1]，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又严令各郡国举荐，如“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 从此察举成为定制，标志着选官制度的重要进步，意义十分深远。
察举制最主要的科目是举孝廉、贤良方正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异者可任郎中。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令承相设四科，以辟举“异德名士”，经试用确有能力的，就授以各种官位。这些察举办法，每年举行。另外还有不定期举行的举贤良，由皇帝出题策问，应举者在对策中发表政见，提出对策建议，如符合需要，即可得到不同官职，由郎官直至卿相。通过贯彻以上措施，汉武帝选取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才，汉武帝依靠他们贯彻政令，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三知人善任，重用人才
汉武帝当政后，成千上万的人才被选拔出来，成为官僚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重大的举措都离不开这些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在治理兵刑钱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汉代盛世的出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中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贩牛之朋也。汉之得人，於兹为盛。”[1] 班固共列举了五种人才群体：谋略人才群体由董仲舒、主父偃、韩安国、汲黯、公孙弘、唐蒙、庄助、严安、徐乐、朱买臣、赵禹、张汤、郑当时等组成；行政管理、经济、农工、科技人才群体由桑弘羊、桓宽、徐伯、东郭咸阳、孔仅、卜式、唐都、落下闳、赵过、李延年等组成；军事人才群体由卫青、霍去病、霍光、李广、程不识、公孙敖、杨仆、赵食其、金日等组成；外交人才群体以张骞、苏武为代表；思想、文化、教育人才群体由司马迁、司马相如、孔安国、东方朔、文翁、枚乘、儿宽等组成。“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1]汉武帝突破传统，选官用人不论民族出身，唯徳是举，唯才是举，形成了以汉武帝为中心的高智能统治集团，部分实现了古代思想家“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宏大的理想抱负使汉武帝具有非凡的魄力和审时度势、驾驭人才的能力，疆域辽阔、赓续四百余年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应该说与汉武帝选官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汉武帝时期的选官用人，虽对前有所承袭，但重在创革，在中国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四结语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汉武帝时期围绕着制度建设所进行的大胆改革和积极创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加速了富国强兵的进程，他的雄才大略使得当时的中国称雄于世界，西汉王朝的统治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在竞争激烈的今天，考察汉武帝时期人才盛世的若干相关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为今天的人才培养、政体改革、贤能选用，提供了历史借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司马迁《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J] .历代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4月
关键词:汉武帝尊儒兴学察举制度知人善任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是西汉的第五代皇帝，他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一直受到后人景仰。
漢武帝一生对人才有着特殊的偏爱和执著的追求，他能够拓宽途径育才、不拘一格选才、恩威并用任才，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培养、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他卓越的用人政策是能够出现人才盛世的制度保证。
一尊儒兴学，培养人才
秦汉以前，人才的培养教育主要是通过家庭、家族和私人办学。官府办学始于西周，但初具规模的官学当属汉武帝时期的太学。汉武帝即位后，就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作为他“文治”事业的重要内容。董仲舒上书兴办太学：“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1] 汉武帝对当时朝廷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逐一分析，认为只有注重现实、以修身齐家兼济天下为宗旨而又富中庸温和特色的儒家学说，能作为思想统治的准则和基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成为了汉武帝政策转变的理论依据，于是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京城兴建宣扬儒家经学的太学（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为教授内容，《汉书•艺文志》载：“《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1] 在太学学习后不仅可以了解和掌握儒家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也可以开阔视野，学到丰富的治国安邦之智。太学的教育，使汉代的人才和选士标准得到逐步规范。可见，太学的主要职责是推行儒学，培养选拔官吏的重要对象，为后世储备大量的治国人才。
自从汉武帝确立经学的独尊地位后，经学便对人才、官吏的选拔产生了巨大影响。博士官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太学教师，他们是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解释者，在国家的政治决策上常常起着重要作用。汉武帝还逐一培养后备官员，重点是培养掌管文化教育方面的后备人才。“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央集权政府加强思想统治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统治工具。
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它将儒学制度化，把人才的教育、考察、任用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进入全面专制后文官制度的基础。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太学的创立，标志着长期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由儒生而官僚的文官政治体系初步创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传统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汉武帝在这一点上具有开创之功。
二完善察举，选拔人才
汉武帝以追求发展为执政宗旨，把改革制度、为后世垂范立制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3] 汉武帝改进并完善古代的选举方式，首创由中央与地方官员推举人才，经测试选拔的察举方法。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明确诏令那些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目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1] 意思是他将亲自以“古今之道”策问他们，经考核合格后即任以官职，同时把这种方法确立为制度，即察举制。察举制是绵延两汉四百年官吏选拔的基本制度，是汉代重要出仕途径之一，也是汉代封建官吏的主要来源。
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一文指出，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说汉武帝此举“开中国选举制度千年坚固的基础” [4]。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下令郡国“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年遣送至京师，以备选用。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1]，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又严令各郡国举荐，如“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 从此察举成为定制，标志着选官制度的重要进步，意义十分深远。
察举制最主要的科目是举孝廉、贤良方正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异者可任郎中。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令承相设四科，以辟举“异德名士”，经试用确有能力的，就授以各种官位。这些察举办法，每年举行。另外还有不定期举行的举贤良，由皇帝出题策问，应举者在对策中发表政见，提出对策建议，如符合需要，即可得到不同官职，由郎官直至卿相。通过贯彻以上措施，汉武帝选取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才，汉武帝依靠他们贯彻政令，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三知人善任，重用人才
汉武帝当政后，成千上万的人才被选拔出来，成为官僚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重大的举措都离不开这些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在治理兵刑钱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汉代盛世的出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中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贩牛之朋也。汉之得人，於兹为盛。”[1] 班固共列举了五种人才群体：谋略人才群体由董仲舒、主父偃、韩安国、汲黯、公孙弘、唐蒙、庄助、严安、徐乐、朱买臣、赵禹、张汤、郑当时等组成；行政管理、经济、农工、科技人才群体由桑弘羊、桓宽、徐伯、东郭咸阳、孔仅、卜式、唐都、落下闳、赵过、李延年等组成；军事人才群体由卫青、霍去病、霍光、李广、程不识、公孙敖、杨仆、赵食其、金日等组成；外交人才群体以张骞、苏武为代表；思想、文化、教育人才群体由司马迁、司马相如、孔安国、东方朔、文翁、枚乘、儿宽等组成。“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1]汉武帝突破传统，选官用人不论民族出身，唯徳是举，唯才是举，形成了以汉武帝为中心的高智能统治集团，部分实现了古代思想家“贤能治国”的政治理想。宏大的理想抱负使汉武帝具有非凡的魄力和审时度势、驾驭人才的能力，疆域辽阔、赓续四百余年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应该说与汉武帝选官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汉武帝时期的选官用人，虽对前有所承袭，但重在创革，在中国中国古代选官史上具有开拓意义。
四结语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才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汉武帝时期围绕着制度建设所进行的大胆改革和积极创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加速了富国强兵的进程，他的雄才大略使得当时的中国称雄于世界，西汉王朝的统治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在竞争激烈的今天，考察汉武帝时期人才盛世的若干相关问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为今天的人才培养、政体改革、贤能选用，提供了历史借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司马迁《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劳干《汉代察举制度考》[J] .历代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