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的是“概念”,探寻的却是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同一语词,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概念,原因在于其背后体现的知识样式和认知模式的转型。本文的研究主题“常识”即是如此,“常识”概念的生成、演进背后反应的亦是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的变与不变诸样貌。“常识”本是中国传统语素,在清末新政时期被当作英语common sense对译语在留日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由于中西之间跨语义交际的暖昧特性,初期的“常识”语义并不明确,或指涉学理学识、或指涉实践经验、或指涉天然判断力。随着清末立宪进程推进,“常识”趁着“东学入中”的风潮作为一种新型知识输入到国内,并与“国民程度”、“中等社会”、“公理”等其他概念组成思想丛聚,共同开创了一个新的知识空间,以此推动政治和文化转型。经过立宪运动的洗礼,“常识”语义发生形变、概念亦逐渐定型,初步具备“公理”特征。民初思想文化延续了清季的启蒙话语,同时新式政治体制、商业市场的形成发展又为民初社会增添新的特点。“常识”逐渐演变出两条线索,一条延续清末以来“国民资格”论述。“国民”与“常识”构成的新语汇“国民常识”被各式知识分子广为使用,成为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话语平台;其内核亦从原先的政治表达,变为包含政治、伦理、经济、卫生等多方面的复合型表达。一条是基于学校体制的“常识”教育论述,“常识”成为新式教育者倡导教育改革、践行教育救国的重要思想凭借和概念出口;不仅出现于各类教育杂志和教育理念,更逐渐成为学校体制内的教学方法和教育课程,并于“壬戌学制”之后初步完成教科化。1923年前后,“常识”初步具备“形而上”、“形而下”两种意涵。广义的常识几乎与科学真理类同,成为思想交锋、政见表达的重要话语武器;狭义的常识囿于人生日用,不再具有启蒙效力,流于经验与训导。这也成为现代汉语中对“常识”概念的理解,兼具真理和工具双重意涵。这两种内涵亦可被视作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不变”的侧证,即知识背后强烈的实用理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