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农民”含义有二,一是指作家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二是指作家塑造农民形象过程中自我的追求和自我的建构。它既包含“农民”身份和处境的变化,也同时包括作家作为创作主体,在表达农民的过程中自我主体的塑造和变化。想象农民,是作家对农民的一种理解和把握,也是其主观情绪体验的呈现。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建构,有着重要意义。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交通的便捷,农业社会主导下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几乎不复存在,农民也不再固守家园与土地,流动性逐渐增强,农民形象的塑造也因此产生了显著变化。革命文学传统所建构的美学规范被解构,“乡土叙事的终结”论盛行。对于这些特殊的现象,如果仍旧停留在启蒙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的话,难免有些窄化。本论文立足于改革语境下乡土叙事的动态演进,将想象农民放置在八十年（1976-1989）、九十年代（1990-1999）和新世纪（2000-至今）的时段中,考察了新时期以来农民形象的变迁。通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家的重要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呈现出一个不断进行自我肉搏的创作主体形象。并在此过程中试图将想象农民视为构成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元素,彰显其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绪论部分在对农民形象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辨析中提出了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介绍新时期以来农民书写的源流、分期与创作概况及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一章重点考察八十年代农民想象的“共声”特征及意义。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重大时代主题召唤下,乡土作家通过走出“文革”阴霾而衍生的各类农民形象的创作实践,加入到清理战时文化遗留思想的“共声”行列。乡土作家优先于农民对“包产到户”的认同,并通过揭示农民与集体分离时因生活观念、生产方式、婚恋选择等矛盾投射到文学创作上的变化作出调整,响应了摆脱文学与政治二元框架叙事的潮流,内涵着为避免八十年代共声的农民想象成为时代“传声筒”的有效探索的意义。第二章重点探讨九十年代农民想象的“裂变”特征及意义。在市场化鼓噪的个人物欲冲击下,农民与集体的分离加速。金钱至上、知识贬值、农转非诉求等助长的“浮躁”风气,以及乡土的碎片化和农民的原子化现实,使围绕其展开的农民形象塑造具有鲜明的裂变特征。乡土作家通过抗争中的妥协、迷茫中的探寻以及对家园何处的追问等摒弃了盛行的“浮躁”风气,呈现了个人化追求及自我精神重建的构想。在此过程中,本文显现了九十年代裂变的农民想象的意义。第三章分析新世纪农民想象的“游牧”特征及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整体的乡土叙事面临着冲击,农民想象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无序、游离和变动不居的“游牧”特点。乡土作家以游离的边缘化农民形象塑造、打折扣的拯救书写、自我搏击的抗争表达等文学实践,不仅尝试着与碎片化现实建立起平等对话,还试图在人的原子化状态中寻找着精神的归属及其可能。乡土作家在危机四伏的探索中所建构的抗争着的主体形象,彰显了新世纪游牧的农民想象的意义。第四章考察改革语境下农民审美书写的“多面”特征及意义。聚焦作家的创作理念演变、审美情感表达、叙述策略调整呈现了农民审美书写的“多面”特征,内蕴着作家重塑自我主体的诉求,以及面临的乡土写作困境与突围。作家的当局者立场、介入态度和对农民想象的急切,迫使现代乡土审美传统在接受中发生嬗变,并以此凸显了改革语境下多面的农民审美书写的意义。第五章围绕“乡土叙事的终结”论考察新时期以来农民想象的“内省”特征及意义。分析农民想象的现代性反思和质疑乡土叙事的终结,并依托于民间信仰的坚守、个性化方言的倚重、“厥心纯白”的寻求,经由个案比较,呈现了乡土回归中作家的自我持守及“内省”的意义。指出这一持守是通过作家对乡土叙事底线的理解和把握来体现的,更是与作家对乡土中国何去何从的思考相契合的。结语部分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对之前的研究进行了小结,指出想象农民中规律性的部分,且对农民的“流动性”以及“土地情结”与作家自我创作调整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再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