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乐美》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93年创作的戏剧。故事原型来自《圣经》中“施洗约翰的死”一节,莎乐美在其中原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公主,仅作为希罗底谋杀圣徒约翰的“工具人”出现,形象上的空白使得她在不同时期面貌各异,直到19世纪末,王尔德在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艺术化的方式重塑莎乐美的肉体和灵魂,使她拥有了立体清晰的历史形象和人物内涵,《莎乐美》这部戏剧也因其中疯狂病态的人物形象、夸张繁复的语言风格、阴森诡异的神秘氛围,被视为唯美-颓废主义的经典之作。20世纪初,这部作品传入中国后,立刻引发了关注与讨论,影响了一众作家的创作。梳理这部戏剧对中国文坛的影响过程,一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选择与模仿。王尔德的《莎乐美》是莎乐美故事的历史演变与王尔德个人独创共同作用的结果,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张扬的性格特点形成了王尔德独特的审美价值观和艺术观,为《莎乐美》赋予了唯美性和悲剧性的艺术特征。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吸收外来思想力量的时期,《莎乐美》进入现代中国后引发了一些讨论,赞美之外不乏批判,但这并未影响中国剧作家对《莎乐美》的喜爱与仿拟,20-40年代期间,不少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寻见莎乐美的影子。另一方面,由于国别和文化语境的置换,唯美-颓废主义的本质内涵发生变异,中国剧作家根据自己对《莎乐美》的解读、移植或模仿其中的故事元素进行再创作。王统照的《死后之胜利》（1922）、欧阳予倩的《潘金莲》（1928）、田汉的《古潭的声音》（1929）、谭正璧的《莎乐美》（1943）四部现代作品,就分别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及主要意象三方面入手,对《莎乐美》进行了借鉴、模仿与变异。而为何会产生变异,究其原因,首先是接受者的接受屏幕对创作主体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20世纪初期,“叛逆”和“出走”成为文学作品常见的思想主题,扩大了写作者的创作空间,但传统文化所重视的道德原则也存在于每一位中国作家的潜意识中,限制着作品的伦理阈值,因此,《莎乐美》中强烈的个人意识和非理性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整体的社会环境与道德习惯,中国剧作家在强烈的责任感的驱使下,需要对《莎乐美》进行变异。同时,创作作为一种主观活动,必然要经受接受者个体心理结构的选择,这也促使他们对《莎乐美》中的相关情节进行个性化的吸收与改变。这种基于模仿基础上的变异行为既保留了原作的精华,又创新了中国群众的接受方式,催发了独特的内涵和艺术效果,为中国现代新女性形象的构建和现代悲剧内涵的深化提供了借鉴意义,但是,这些作品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作者在时代环境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有时会生硬地为自己的作品添加一个莎乐美式的情节,不仅使普通受众难以理解,作品也难免落入说教的窠臼。不过,这依旧是一次有意义的文学实践,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起着积极作用,同时也凸显了《莎乐美》艺术价值的永恒性和经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