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进行转变，全球价值链逐步扩展到区域以及国家层面，形成了典型的“微笑曲线”。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和实际贸易利得的情况无法继续运用传统的总额核算体系来衡量。传统的贸易核算方法依据海关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测算，容易对于进口原材料及中间品等产生多次计算，扭曲了国际贸易发展的真实情况。因此在价值链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增加值核算体系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收益的能力，对于这一指标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加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会给一个经济体带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来，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已经成为了全球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核算及影响因素，厘清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的影响机制可以为我国“贸易强国建设”的推进提供一些启示。
　　学术界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核算方法主要集中为宏观方法和微观方法两类。宏观方法是基于 WIOD 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将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总额出口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部分。这一方法可以对各国的总额出口进行细致和彻底的分解，但是在实际测算中投入产出表每五年一次，数据可得性差。在此基础上，从企业的异质性角度出发的微观研究方法克服了宏观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不连续的缺陷，并能解释国内增加值的企业异质性层面的驱动因素，成为这一领域的前沿。本文基于Kee&Tang（2016）和毛其淋（2017）测度方法的改进，考虑贸易代理商以及过度进口等问题的修正，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对中国企业、行业以及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进行重新测度，结合测算结果，从企业、行业以及城市三个层面，基于不同的贸易类型、所有制类型以及技术类型等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后，本文发现：
　　（1）在企业层面，总体的DVAR一直呈现出上涨的趋势。一般贸易类型企业的DVAR 高于加工和混合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 DVAR 明显低于国有和民营企业。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对于DVAR的贡献率是比较高的。
　　（2）在行业层面，对于制造业所涉及到的 29个行业，按照 OECD 对于不同的技术类型的划分标准来看，低技术、中低技术和中高技术行业的 DVAR 比较高，高技术行业的 DVAR 水平则普遍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更多的是低端环节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3）在地级市层面，总值出口额较高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增加值率相对较低，而总值出口额比较低的地区国内出口增加值率反而是相对较高的；在区位优势占优的城市中蕴含的本地增加值份额相对较低；而内陆地区出口中所蕴涵的本地增加值呈现出较大的份额；在东中西部地区企业的 DVAR 中，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值相近且都相对较高，东部地区的 DVAR 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程度高的沿海城市在生产过程中有更便利的条件和更低的成本使用进口中间品，因此对于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使用比重高于内陆欠发达地区。
　　当前WTO和OECD等国际组织在多个场合提出利用出口国内增加值来评估价值链的提升和新兴市场的有效性，所以各国政府也把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探讨作为增长战略的一部分。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对 DVAR 产生影响呢？本文结合企业DVAR的测算公式和Shephard引理推导得出微观层面企业的DVAR最终取决于进口材料价格和国内中间投入价格之比。由此可以推断出在微观层面影响 DVAR 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直接作用于相对价格的，比如进口中间品投入和利润加成等；以及企业自身异质性的因素，包括企业的规模、年龄、贸易和制度类型以及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等。外部的推动因素则主要有上游供应商面临的汇率、关税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三个方面。
　　那么FDI对于DVAR有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利用测算出的企业和地级市层面的 DVAR 指标，基于不同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 DVAR 的影响。企业层面的研究表明：（1）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的 FDI 对DVAR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也就是在外资进入初期对企业的DVAR会产生促进作用，而到达了拐点就开始对 DVAR 有抑制的效果。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存在着“天花板”效应，意味着企业过度依赖外资则不利于自身产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2）加工贸易中容易更多的使用进口中间品，外资进入带来的对于国内中间品的替代和竞争效应更为明显，所以FDI对于加工和混合贸易的促进作用显现在初期阶段，而一般贸易则在外资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表现出来。对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DVAR，外资进入主要表现为抑制作用，即竞争效应的结果，但是对于民营和外资企业则有正向的效应。低技术和中低技术行业中FDI对于DVAR带来的促进效用更明显、持续阶段也更长些。而在中高技术和高技术行业FDI的促进效用只在初期显现，外资进入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则更多的表现为抑制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当前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更多地是集中在低端环节，而高端环节则被发达国家所占据。（3）对于不同的来源地的外资，港澳台外资的水平溢出降低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但OECD外资的水平溢出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具有促进作用。这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港澳台地区和内地企业相似的语言文化背景导致负向的竞争效应更强；另外 OECD 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更为先进，因此技术溢出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
　　地级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到结论：（1）FDI 对于我国城市内资企业中的国内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抑制影响，然而对于外资企业来说，FDI 却显现出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得益于FDI技术溢出产生的正向效果。(2)从不同地区来看， FDI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内资企业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东部地区；而对于中部地区的外资企业表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3）从作用机制上看，FDI 通过中间品投入影响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对于内资企业，FDI通过中间品投入对DVAR产生抑制的效应，而中间品的流入越多，会减缓FDI对DVAR的抑制作用；对于外资企业，FDI通过中间品投入对DVAR产生促进的效应，中间品的投入程度越高，会减少FDI的促进作用。
　　那么，DVAR的变化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城市OFDI的选择又会进一步产生哪些影响呢？本文第六章和第七章基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所构建的包含企业详细信息和OFDI 情况的数据集测算了企业和地级市层面的DVAR和OFDI，结合实证检验发现：（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地级市角度，DVAR都对OFDI有正向的促进作用。（2）中国制造业OFDI以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类型企业为主。低技术类型占比较高，更多的是资源寻求型的OFDI。同时，私营企业进行OFDI的意愿更强。这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国有企业相对而言在国内有更多的垄断性特权，在国内经营获取利润的成本更低。相对而言，私营企业在获取国内资源上成本优势不强，更愿意对外投资。此外，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DVAR对企业和地级市OFDI的正向影响是比较稳健的，DVAR 越高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而 DVAR 越低的企业投资的可能性越低。
　　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如何能够提升本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被发达国家“低端俘获”的困局呢？本文第八章提出了三个方面主要的意见和建议：（1） 优化制造业结构，促进行业内资本积累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加大研发投入，强化出口企业以及行业在生产标准、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的定位，增强本国自身创造国内增加值的能力；（2）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避免外资流向高附加值的行业和生产环节从而对我国高附加值行业形成阻击。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方式和环节，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3）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进行引导，重视利用外资的质量而非数量，倡导由以往“规模型”的FDI向“质量型”的FDI转变。在加强国内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的同时，完善外资地理区位的布局，鼓励外资向中部地区进行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