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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吉登斯的国家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阐释和论证,并以此为基础,挖掘了其理论的价值及其限度。
本文认为吉登斯的国家思想主要由国家概念、国家特征、国家类型、国家未来发展、国家变迁动力等几部分内容构成。吉登斯的国家概念既不强求要垄断暴力工具,也不着重于合法性因子,而是突出了国家能使用暴力工具维护统治,在吉登斯的国家定义中,暴力工具是核心;国家特征方面,吉登斯认为监控是国家的第一特征,且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包括直接监控和间接监控两种互为关联的形态;在国家类型方面,吉登斯依据监控和军事暴力程度,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国家划分为三大类型: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吉登斯认为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核心线索是政府监控能力的不断提升和军事暴力垄断程度的升级。其中,绝对主义国家是传统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过渡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是民族国家最重要形态,是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特征,而只有民族国家监控和暴力才能达致极致,国家内部绥靖和多元政治、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是民族国家的悖论;吉登斯从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的角度阐释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已内含着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但资本主义并非全球化唯一动因,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作为现代社会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也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吉登斯从时空伸延视角,指出全球化本质上并不完全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巨变。阐述了曾经只是欧洲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从20世纪初开始转变成全球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命运问题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是转型而非消亡;在国家变迁动力上,吉登斯反对将生产力作为国家变迁的根本动力,反对将阶级斗争作为国家变迁的直接动力。吉登斯将资源划分为两大类型“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在一定意义上,配置性资源相当于马克思论述的生产力,而权威性资源则相当于生产关系。吉登斯以权力为分析视角,将权力与资源结合起来,认为权力和资源在时空中的不同组合关系,导致不同类型社会的产生。据此,吉登斯将社会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传统国家和绝对主义国家)和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三种类型。吉登斯认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仅体现在阶级社会,面部落社会和阶级分化社会对权威性资源的协调是更为根本的变迁杠杆。吉登斯认为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支配阶级的权力以对配置性资源的控制作为基础,阶级关系已侵入到生产的核心,阶级冲突具有结构意义。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以往社会形态是一种断裂,形成这种断裂的直接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联合。
吉登斯的国家思想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吉登斯研究国家思想的目的,是通过与以往国家类型对比,突出资本主义的特异性,阐释现代性四个制度性维度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面对全球化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力图找到救治资本主义国家的良方。但是吉登斯始终是站在资本主义视域之内研究资本主义,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吉登斯的国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否定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作用,这是吉登斯理论的限度所在。吉登斯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对经典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反思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阐释对吉登斯产生深刻影响。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与时俱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必然存在着这样的要求。研究吉登斯的国家思想,能使我们深入到吉登斯开启的视域中,通过不同类型国家特征对比,从理论层面分析现代社会的新状况,监控的扩展、军事暴力的不断升级、全球化及其时空秩序变化对社会结构及其整合方式的深层改变、民族国家的困境等等。对吉登斯的观点进行有益的借鉴、补充和发展,对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认为吉登斯的国家思想主要由国家概念、国家特征、国家类型、国家未来发展、国家变迁动力等几部分内容构成。吉登斯的国家概念既不强求要垄断暴力工具,也不着重于合法性因子,而是突出了国家能使用暴力工具维护统治,在吉登斯的国家定义中,暴力工具是核心;国家特征方面,吉登斯认为监控是国家的第一特征,且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包括直接监控和间接监控两种互为关联的形态;在国家类型方面,吉登斯依据监控和军事暴力程度,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国家划分为三大类型: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吉登斯认为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核心线索是政府监控能力的不断提升和军事暴力垄断程度的升级。其中,绝对主义国家是传统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过渡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是民族国家最重要形态,是欧洲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特征,而只有民族国家监控和暴力才能达致极致,国家内部绥靖和多元政治、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是民族国家的悖论;吉登斯从全球民族国家体系的角度阐释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已内含着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但资本主义并非全球化唯一动因,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作为现代社会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也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吉登斯从时空伸延视角,指出全球化本质上并不完全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生活中时间和空间的巨变。阐述了曾经只是欧洲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从20世纪初开始转变成全球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命运问题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是转型而非消亡;在国家变迁动力上,吉登斯反对将生产力作为国家变迁的根本动力,反对将阶级斗争作为国家变迁的直接动力。吉登斯将资源划分为两大类型“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在一定意义上,配置性资源相当于马克思论述的生产力,而权威性资源则相当于生产关系。吉登斯以权力为分析视角,将权力与资源结合起来,认为权力和资源在时空中的不同组合关系,导致不同类型社会的产生。据此,吉登斯将社会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传统国家和绝对主义国家)和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三种类型。吉登斯认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仅体现在阶级社会,面部落社会和阶级分化社会对权威性资源的协调是更为根本的变迁杠杆。吉登斯认为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支配阶级的权力以对配置性资源的控制作为基础,阶级关系已侵入到生产的核心,阶级冲突具有结构意义。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以往社会形态是一种断裂,形成这种断裂的直接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联合。
吉登斯的国家思想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吉登斯研究国家思想的目的,是通过与以往国家类型对比,突出资本主义的特异性,阐释现代性四个制度性维度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面对全球化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力图找到救治资本主义国家的良方。但是吉登斯始终是站在资本主义视域之内研究资本主义,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吉登斯的国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否定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作用,这是吉登斯理论的限度所在。吉登斯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对经典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反思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阐释对吉登斯产生深刻影响。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与时俱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必然存在着这样的要求。研究吉登斯的国家思想,能使我们深入到吉登斯开启的视域中,通过不同类型国家特征对比,从理论层面分析现代社会的新状况,监控的扩展、军事暴力的不断升级、全球化及其时空秩序变化对社会结构及其整合方式的深层改变、民族国家的困境等等。对吉登斯的观点进行有益的借鉴、补充和发展,对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理论形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