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中国新冠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并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经国务院批准,自从2023年1月8日开始,《中国传染病预防法》确定的甲类传染病防控政策将被取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确定的检疫传染病监督管理也将被取消。作为精准防疫手段已运行三年多的健康码,其发展路径与规划也将进入后疫情时代。健康码是一个二维码,是公民在手机上填写了基本的个人数据后,在健康码后台通过预定的算法生成的。后疫情时代,健康码虽然丧失了一部分防疫方面的功能,但目前很多省健康码已经与医保等相关联,例如黑龙江省的龙江健康码,通过健康码主页即可进入医保界面,获取个人医保电子凭证,无需纸质医保卡,同时健康码还提供健康龙江服务,为居民进医院就医提供线上预约平台。由于健康码与公民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相关,因此有必要明确健康码的法律特征和法律关系,并研究和解决应用健康码时遇到的问题。健康码的适用、设计和实施显然具有行政性质,涉及行政主体与公民、技术公司和平台公司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通过对中国健康码适用的行政法规体系的考察,显示了一些立法空白,新的健康码给行政法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包括:个人数据和信息的安全性受到威胁;健康码算法的不透明性,侵犯了公民的权利;行政主体在使用健康码时缺乏责任感;政府之间的数据壁垒阻碍了健康码的交流与互认;健康码分配错误缺乏有效的行政处理,这些都需要行政法的有力解决。经过对国外关于个人数据保护、“接触者追踪”系统的立法进行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法律环境,本文提出了完善中国实施健康码的行政法规体系的建议,包括制定相关法律的配套实施细则,设立专门的个人数据保护机构,以及加强各行业自律,以确保个人数据安全,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利,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了更好地实施健康码,我们必须坚持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并且根据健康码的特殊性,扩大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涵,以便准确地运用它。同时,我们还需要制定专门的部门规章,为健康码的实施提供总体指导,打破行政法体系中对健康码的限制及健康码实施的低层次、零散的立法现状,以符合现行行政法体系的方式对与健康码实施相关的个人数据和数据流通方面进行规范。特别是要:（一）加强个人数据的透明度,通过规范性文件明确和统一个人数据的收集标准,为地区间的数据互通提供基础;（二）明确行政主体在健康码实施过程中的责任,包括核实企业处理个人数据的资质,以及对健康码算法的审查和监督;（三）为了改善权利救济的手段,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行政赔偿制度,以确保健康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并明确赔偿主体和标准,以便在健康码应用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