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就业歧视指的是非因重大公共利益和岗位内在需要,具有岗位胜任力的劳动者,仅因先前受刑事处罚的经历,在求职中或者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受到用人单位区别、排除、限制的现象。前科人员面临普遍的就业机会歧视和就业待遇歧视,在法律规定的职业限制或者禁止外,许多用人单位私设无犯罪记录门槛排斥前科劳动者就业。即使能被录用,一些用人单位也不与前科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不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犯罪是行为人主观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结果,人性具有可变性和社会性,并非所有前科人员都具有再犯可能性,前科就业歧视侵犯前科劳动者平等就业权,无法顺利就业或边缘就业不仅会使得前科人员生活欠缺保障,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婚姻、家庭多个控制系统失效,最终导致其重新违法犯罪。规制前科就业歧视有利于促进前科人员就业,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降低社会矫正成本。前科就业歧视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与社会心理层面的原因,社会转型时期犯罪率与再犯率的上升使得刑法打击犯罪的任务艰巨,矫正结果的不确定促使社会防卫限度扩张,终身性、普遍性的前科报告制度在提高犯罪成本的同时也使得前科人员深陷非规范性评价,沦为对前科人员的二次惩罚。市场经济下,用人单位享有充分的用人自主权,雇主担忧前科人员再犯造成经济损失,社会公众的歧视心理同样影响雇主决策,基于法律和商誉风险的过度防范,用人单位不愿意接纳前科人员。前科就业歧视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国外通过立法禁止前科就业歧视、限制用人单位在招聘初期进行犯罪记录调查、减轻雇主过失雇佣责任、成立反就业歧视专门机构降低救济成本等举措,保障前科人员就业权。精细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对用人单位用人自主权与前科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平衡,这也启示我们只有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领域,防止危害发生的重要性高于保障前科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的重要性时,对前科人员就业的排斥才具有合理性,其他更广泛的就业领域,除非职业的特殊要求,应当给予前科人员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国正在逐步完善安置帮教制度与再犯风险评估制度,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填补制度空白,立法禁止前科就业歧视。在《就业促进法》中增设相关条款;制定真实职业资格判断标准,完善前科就业歧视抗辩事由;限制犯罪记录调查,加强前科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拓宽安置帮教基金的用途,建立社会化风险分担机制,降低雇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