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宋、辽、金时期的皇宫正殿,以举行于宫殿建筑中的国家典礼为切入点,通过将殿堂与庭院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探讨了仪式中人的行为观念与建成环境之间长时段的互动过程。以殿庭关系为研究对象,首先将关注点指向了殿堂与庭院交接部分的建筑现象,包括双阶、三墀、露台、庭院内道路体系等过去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本文综合运用考古、文献、图像等多种材料,疏理出了这些现象在皇宫正殿上的演化时空框架。指出唐大明宫含元殿开启了在殿前设置高低差等的阶台的做法,而龙首原的特殊地形是重要因素;北宋大庆殿会意性地效仿了含元殿的传统;而从殿基前部伸出的凸字形露台,则是从辽代游牧帐居传统中固化为一种土木建筑的形制特征,被金及其后的元明清历代继承;至于台阶布置方式,唐宋皇宫正殿采取在殿基南侧并置左右双阶,辽金由于引入了露台,将双阶改于露台东西两侧,到元代在露台南侧增加正阶,宣告了双阶制在宫殿建筑中的退场。在明确了建筑形式的基础上,本文细读具体仪文,借助同时关联着意义和形式的“位置”概念,细致地讨论了国家典礼如何利用建筑所提供的形式条件,安排人和物品的位置与轨迹,来实现其带有政治伦理意涵的叙事。分析结果显示,在本文所关注的唐、宋、辽、金四朝,仪式设计中的空间布局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转变。唐代的仪式在庭院中央布置了围合成四方形的宫悬乐,最高等级的臣僚客使在仪式中处于乐悬的南侧,与殿上的皇帝距离最远;宋代的仪式则将宫悬乐移至庭院的最南端,而臣僚班列则按照身份等级的高低依次从北往南安置在高低差等的殿墀上;辽金的仪式则最核心的环节都集中在殿内与露台上,前所未有地关注殿上门界内外的差异,突出殿内的重要性,极大地削弱了殿庭之间的联系。在跨越五个世纪的大尺度的比较视野中,每个时代的礼仪实践对于宫殿建筑与庭院的结构关系所作之意义诠释得以浮现。唐代仪式中的宫悬乐同时为舞蹈围合了场地,君臣上下都围绕着这个位于庭院中央的事件核,庭院与殿堂存在着较为平等的关系。宋代宫殿的庭院则不再表现出唐代的向心性。象征皇权的册命信物的出场方式变成从殿上一级级下降到庭院中,悬挂在殿上的帘幕控制着皇帝身体的隐现,官员班列则随着皇帝的视线在分散、合拢两种形态间转换。庭院呈现为被动性地接受殿上发授的信息和象征物。至辽金以降,殿上的空间被更极为精细地划分,吸纳了体现等级秩序的功能。露台成为了臣下与信物入殿前的预备之所,因此在仪式核心环节中,人们总要先离开庭院,殿堂逐渐地“垄断”了仪式中的意义,庭院越来越沦为背景。经由对国家典礼与宫殿建筑的关联性研究,本文为宋辽金时期宫殿建筑形制的探讨提供了来自礼仪文献的证据;勾勒出殿墀、露台、双阶等建筑现象继替变迁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典礼设计中体现出来的建筑认知观念;讨论了礼仪与建筑二者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既密切联系又各有独立性的微妙互动关系;也初步建立了与政治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对话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