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总以为历史仅仅是在书本里，在如我所闻和如我所信之间，是智慧生长的地方。历史作为知识，才有可能被谈论、被观察、被记录，历史在被预先设定的距离之外，切身性仿佛拣选了一个安全的位置，因为发生的一切是众人—他者的事情，历史理性会将痛苦感受缩减到冰冷的意识形态术语和社会学统计数据之中，备份存档，说这里有条教训，别让痛苦重演。
　　当历史学家为今天砌筑幸福栅栏的时候，小说家则悄悄地四处逡巡，或者在无所事事之中，一个电话，一堆破旧的信件，一次家庭大扫除，就会惊动历史的幽灵，英国作家马琳娜·柳薇卡的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就是这样。汗牛充栋的欧洲战后史，在这里装扮成垂暮老父的情欲，在恶俗的冲突之中，乌克兰移民的家庭事务和历史携起手，来到了英格兰式的客厅、餐桌和床榻之前。
　　那么，垂暮之人的情欲始于何处？苏联解体，乌克兰的美妇们被自由的春风吹向欧洲，与自由财产权相关的婚姻制度，此刻被曾经的社会主义妇女们体验为生财之道。淘金引领历史，欲望无法阻止，老父迎娶了淘金妇女瓦伦蒂娜，两个女儿认为她们可以破坏这桩婚事。以中产阶级家庭那严正的体面，以逝去母亲的名义，女儿们要从移民婚姻的可耻图谋中夺回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的人格证据，即古罗马人所说的财产即人格的物质证据。没有人会相信这桩婚事的意义是纯洁的爱情，但她们的父亲对此坚信不疑。于是，西方媒体所有的评论，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有趣的喜剧小说，暮年老父一夜之间变成了罗密欧，太可笑了，不是吗？
　　对于客居他乡的乌克兰移民，共同体的灵魂早就遗落了，灵魂中的集体属性怎么可能安置在英格兰—基督教文化之中？但英格兰式的体面没有抛弃这个家庭，老父亲拥有房产，有一笔不菲的退休保障金，有律师专业周到的服务，有社区温暖的协助，在这里，有体面的职业，英国人所理解的幸福就是舒适，人人可以获得，舒适在最大限度上伴随人的左右。
　　二十世纪后半叶针对前半叶的胜利，不正是自由的幸福取代了战争的恐怖吗？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重估价值》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政客们对经济事务津津乐道，繁荣取代了进步，这是历史性胜利的全部含义。俗事冲突是在轻松的氛围中显形的，没有大屠杀，没有集中营，没有古拉格群岛了，幸存者以及幸存者的后裔们终于可以进入闹剧时代，这是一桩轻松得不能再轻松的家庭闹剧。
　　持续了近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岁月之后，遗忘与记忆的辩证法在这个移民家庭中展开。父女之间的冲突，是两类人的冲突，在欧洲，是战争一代和战后一代的冲突，老一代如果还坚守战前的价值观，“六八一代”的儿女马上就会嗤之以鼻。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成了历史垃圾，而国家观念的分裂形象存留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因为历史总是伴随着国家而出现，国家既能制造战争，同时也能守护和平，既能干涉自由，也能保证自由，因此全部的历史记忆，对于战后一代来说，就会凝固在一个抽象的结论上，只要坚持和平自由的信念，历史的真相及其细节就是多余的。更多的时候，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场馆、遗址、纪念碑、教科书以及纪念仪式，往往只是宣示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宣示胜利以及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亲历者在诉说伤痛，最终伤痛集聚成一个庸俗的教条：别让历史重演。
　　“别让历史重演”这句口头禅变成了咒语，迁徙的自由与驱逐的自由并行不悖。姐妹俩是英式自由的信奉者，驱逐计划在文明人的法律程序中实施。但是法律不关心具体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否驱逐，取决于婚姻生活的实质，法律要求这个家庭出示这桩婚事的实质性证据，即老父与瓦伦蒂娜的性生活证据。如此实证的自由主义，冷静地考验着女儿们的伦理底线，让自然伦理赤裸着暴露在法的面前，但是理性主义者该如何寻找性生活缺失的证据呢？这是一个难题，去证明父亲的性无能，就像去证明历史的性无能一样，让人羞愧难当，更何况，什么是性生活？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冲突，历史中有没有真切的快感？人能够笑，这是愉悦的天赋，但正处在性愉悦中的人是不会发笑的，笑会消解愉悦，这肉体的悖论该如何面对？是谁在发笑，笑声释放出什么？如果释放出判断的愉悦，那么就是精神在嘲笑肉体。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判断托付给常识，常识就以理性精神的面貌，斜视着肉体的荒唐。衰老本身不荒唐，但当精神斜视着并产生判断的时候，这松弛衰朽的身体就是一个笑话。别让历史重演，历史已经衰朽，不可能再发生什么了。但是小说中，个人身体的历史在重演，朝向混乱的青春激情，老父亲变成了痴狂的情人。之所以可笑，是因为我们遗忘了历史身体的自身性，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历史有规律，老父亲怎么可能陷入情网？
　　姐妹俩费尽心思，找到的却是爱的证据，父亲给瓦伦蒂娜写了一摞的情诗和情书。父亲怎么会背叛逝去的母亲，父母相爱吗？如果不爱，为什么还养育子女终生相守？历史纪念馆里面没有提供这样的答案，惨剧是如何发生的，正如父母是如何相爱的，人能背叛历史，但人如何能够背叛自己？于是，女儿们发现，活下去才是历史的第一要义，对于经历了农庄集体化、大清洗、“二战”、大屠杀的父母来说，卑微的个体活着就是全部的胜利。
　　苦难不可能夺走人的一切，可以消灭种族、消灭阶级敌人，但总有什么是无法被消灭的，在父亲这里，就是他的诗歌和情书，至于这些是献给谁的，已经不重要，人为自己献上自爱与自重，这就足够了。如果人的历史是难以直面的，同样人的自我也是最不愿被直视的存在。这部喜剧小说也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以流俗政治哲学家的金刚不坏之身，来讨论如何在一个新的世界去舍命保护言辞的旧意义。小说似乎在告诉人们，曾经的灾难诞育了一双女儿，一个是右倾的庸常市侩，一个是肤浅的新晋左派，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谜一般的父亲。
　　当然言辞在概念里翻新，作为战后“六八一代”的小女儿娜迪亚，怎么会对罗密欧附体的老父亲也大惊小怪，当她一边宣示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的时候，她转过身依然会咒骂勾引父亲的狐狸精，自由主义那本能的产权生命线让她不得不暂时卸下左翼面具，严厉禁止淘金女人进入他们的生活。但在更为隐秘的层面，儿女们永远无法知晓，这位堕入情网的老父亲，他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社会主义乡愁，被美艳、庸俗、唯利是图的乌克兰女人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