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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画最钟情渔父。渔父形象从中国文人的纵深地带穿过，带着文人特有的追慕，在仕与隐之间展现着他们的内心挣扎。杜牧《赠渔父》诗曰：“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着独醒人”。诗眼在“不曾逢着独醒人”，其表层意思是说世道浑浊，到处皆是随波逐流之辈，“独醒”不易逢知己，抒发对特立独行的超越境界的向往，对心灵的一种无奈选择的安慰。
明弘治张路《渔父图》，原藏于日本东京护国寺（见著录《海外珍藏中国名画》肆，P10，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是张路诸多传承有续画作中的一幅精品。该画纵38公分，横19公分，约合0.7平方市尺。款：平山，印白文：天驰印，水墨绢本立轴。画中巨石绝壁突出溪岸，一叶木舟上渔父凝望水波鱼踪，屏气提网欲撒，舟中一童子撑杆划水而行，溪流弯环，杂草丛生。画的中心部位，山崖野草藤叶垂荫，远景天空耸峙如洗。观全图，幅面虽不大，视野却异常开阔，气势宏伟，情景逼真。现代人有诗云：“峭壁入天庭，波纹静似镜，崖树垂倒映，渔者唤童行。画悬斋拱壁，无拦遮提醒，燃烛暮时分，恐误入随行！”
张路（1464—1538年），字天驰，号平山，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主要活动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擅长山水人物，摒弃了南宋院体规整严谨的限制，而更加奔放豪迈，笔墨具有刀劈斧斫之气质。总结其风格特点是，“纸上饶有铿锵意，笔端颇含斧斫声”，向来被认为是戴进、吴伟之后成就最高的浙派大家。他与蒋嵩、汪肇，在当时可说是显赫一时，尤其在北方，达官贵人都求其画作。他精于人物，运笔非凡，神情活现，渔父轻舟是他常画的题材。人物衣折多用顿折的重墨线条勾勒，山石以粗犷的笔触作大斧劈皴，景致简略，运笔迅捷，笔墨遒劲淋漓。
这幅《渔父图》所用的材质似宋绢精细缜密，与明代的浙绢粗稀薄有很大不同。“浙派”戴、吴、张的作品后世都有仿制，但是民间的仿制比较低劣，笔墨粗率不堪，人物刻画呆板，尤其是驾驭笔墨的能力远远不够。比较近似的是“浙派”传人的仿制，虽然气格、面貌极为相似，但是用笔的细微处仍很难逼真。张路受吴伟的影响很大，这幅《渔父图》整体构图险中见奇，合理且稳妥。用笔简练劲健，山石树木及渔舟，多以侧锋勾勒，线条转折多变，充满着动势。用墨明洁、轻快，或以干笔渴墨勾勒，或以湿笔渲染，或以焦墨提神，把墨色的干、湿、浓、淡，有机地构成水墨淋漓的生动画面。尤其是运笔的迅疾威猛，横涂竖抹，似乎随兴所至，一气呵成，却能洋溢出撼人的气势。渔父与童子的画法粗细不同，服饰用线挺劲细秀，灵妙精巧，顿挫有致。渔父侧首远望，注视水中的鱼影，短衣粗服，露臂赤足，肌肉健实，身后童子撑杆划舟，突兀而起的悬壁山崖约遮掩半身。远处的山高水长，取景于深山幽涧，以表达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傲慢。他通过对人物动作的精心描绘，把画面营造成渔父乐“隐”的情节。
《庄子·渔父》中渔父那种心中恬静，“与时俱化”、“虚己以游世”的思想内涵，在这画面中，被张路塑造成胸怀视野、与道为一、无欲无求的渔父形象。画面内容平和而真实，自然得有如山溪边我们和渔父不期而遇，渔夫健康质朴、神情安详满足，丝毫不掩饰隐士的清高。山石仿马远和夏圭的斧劈皴法，但熟练地利用制绢吸水性能差、不易晕化的特性，多用湿笔晕染相结合，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草木点染适宜，层次清晰，虚实相生，远近分明。全图柔和蕴藉，并无粗狂草率，恣肆刻露之态，呈现一派闲雅的宋人法度，达到了虚景生而神境现的高度，绝不是持门派偏见者如董其昌所评的“硬、板、秃、拙”等贬抑过分的“野狐禅”之流。
历来对浙派与张路的评价毁誉不一。明代“院体”与“浙派”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又呈现出各自的流派特色，他们共同构成了明代前期绘画主宗南宋的艺术潮流，“院体画”作为宫廷绘画即御用美术，带有明显的政教功能，适应帝王的好尚。“浙派”主宗南宋“院体”，即表现为马、夏的边角之景、劲健之笔、淋漓水墨、斧劈效、拖枝松等形式特征。“浙派”画家取材广泛，重视人物画创作，专注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作品具“世俗”味和市民意趣，创作比较自由，情感表达强烈。张路所承续的浙派是历经百年兴盛之后走向衰落的画派，但张路却使其衰而复兴，从院体画法度森严、高雅精丽的重围中冲杀出来，一变而为粗放狂野。这足令恪守传统格局的文人才士们目瞪口呆，群起而攻。张路绘画的艺术特色和杰出成就，不仅冲破了宫廷浙派画法的羁绊，也冲破了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画的格局，故而不但受到宫廷画家们的责难，更受到文人画家们的轻蔑。殊不知张路令一些人诟骂也令一些人赞赏的粗放狂野，正是其艺术中最根本的特质。今天看来，对他的贬抑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
由于张路作品不题诗文，也不署年月，从其作品整体风貌分析，大致可以断定，较为工细的作品多为前期创作，较为粗放的作品多为后期创作。这幅《渔父图》当属于早期作品。张路生活的时代，浙派活动中心也早已由杭州转到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南京。张路长期流寓活动于此，遂与南京地区的文人画家史忠、徐霖等有了密切的交往，而史忠他们又与吴门画派的沈周等人关系密切，其画风必然受到新崛起的吴门画风的影响。张路文人士夫的出身，也必然与吴门画派有诸多相通之处，画风除院体工整苍劲、灵润精简以及浙派水墨苍劲、狂放纵逸外，又多了文人画潇洒灵秀、典雅清逸的一面。他以自己才智，以比前人更可惊、可惧的笔墨，改换了“宫体浙夏派”的内在情致，使之从宫廷走人民间，为风行一百五十余年的浙夏派增添了新的活力。
明弘治张路《渔父图》，原藏于日本东京护国寺（见著录《海外珍藏中国名画》肆，P10，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是张路诸多传承有续画作中的一幅精品。该画纵38公分，横19公分，约合0.7平方市尺。款：平山，印白文：天驰印，水墨绢本立轴。画中巨石绝壁突出溪岸，一叶木舟上渔父凝望水波鱼踪，屏气提网欲撒，舟中一童子撑杆划水而行，溪流弯环，杂草丛生。画的中心部位，山崖野草藤叶垂荫，远景天空耸峙如洗。观全图，幅面虽不大，视野却异常开阔，气势宏伟，情景逼真。现代人有诗云：“峭壁入天庭，波纹静似镜，崖树垂倒映，渔者唤童行。画悬斋拱壁，无拦遮提醒，燃烛暮时分，恐误入随行！”
张路（1464—1538年），字天驰，号平山，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主要活动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擅长山水人物，摒弃了南宋院体规整严谨的限制，而更加奔放豪迈，笔墨具有刀劈斧斫之气质。总结其风格特点是，“纸上饶有铿锵意，笔端颇含斧斫声”，向来被认为是戴进、吴伟之后成就最高的浙派大家。他与蒋嵩、汪肇，在当时可说是显赫一时，尤其在北方，达官贵人都求其画作。他精于人物，运笔非凡，神情活现，渔父轻舟是他常画的题材。人物衣折多用顿折的重墨线条勾勒，山石以粗犷的笔触作大斧劈皴，景致简略，运笔迅捷，笔墨遒劲淋漓。
这幅《渔父图》所用的材质似宋绢精细缜密，与明代的浙绢粗稀薄有很大不同。“浙派”戴、吴、张的作品后世都有仿制，但是民间的仿制比较低劣，笔墨粗率不堪，人物刻画呆板，尤其是驾驭笔墨的能力远远不够。比较近似的是“浙派”传人的仿制，虽然气格、面貌极为相似，但是用笔的细微处仍很难逼真。张路受吴伟的影响很大，这幅《渔父图》整体构图险中见奇，合理且稳妥。用笔简练劲健，山石树木及渔舟，多以侧锋勾勒，线条转折多变，充满着动势。用墨明洁、轻快，或以干笔渴墨勾勒，或以湿笔渲染，或以焦墨提神，把墨色的干、湿、浓、淡，有机地构成水墨淋漓的生动画面。尤其是运笔的迅疾威猛，横涂竖抹，似乎随兴所至，一气呵成，却能洋溢出撼人的气势。渔父与童子的画法粗细不同，服饰用线挺劲细秀，灵妙精巧，顿挫有致。渔父侧首远望，注视水中的鱼影，短衣粗服，露臂赤足，肌肉健实，身后童子撑杆划舟，突兀而起的悬壁山崖约遮掩半身。远处的山高水长，取景于深山幽涧，以表达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傲慢。他通过对人物动作的精心描绘，把画面营造成渔父乐“隐”的情节。
《庄子·渔父》中渔父那种心中恬静，“与时俱化”、“虚己以游世”的思想内涵，在这画面中，被张路塑造成胸怀视野、与道为一、无欲无求的渔父形象。画面内容平和而真实，自然得有如山溪边我们和渔父不期而遇，渔夫健康质朴、神情安详满足，丝毫不掩饰隐士的清高。山石仿马远和夏圭的斧劈皴法，但熟练地利用制绢吸水性能差、不易晕化的特性，多用湿笔晕染相结合，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草木点染适宜，层次清晰，虚实相生，远近分明。全图柔和蕴藉，并无粗狂草率，恣肆刻露之态，呈现一派闲雅的宋人法度，达到了虚景生而神境现的高度，绝不是持门派偏见者如董其昌所评的“硬、板、秃、拙”等贬抑过分的“野狐禅”之流。
历来对浙派与张路的评价毁誉不一。明代“院体”与“浙派”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又呈现出各自的流派特色，他们共同构成了明代前期绘画主宗南宋的艺术潮流，“院体画”作为宫廷绘画即御用美术，带有明显的政教功能，适应帝王的好尚。“浙派”主宗南宋“院体”，即表现为马、夏的边角之景、劲健之笔、淋漓水墨、斧劈效、拖枝松等形式特征。“浙派”画家取材广泛，重视人物画创作，专注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作品具“世俗”味和市民意趣，创作比较自由，情感表达强烈。张路所承续的浙派是历经百年兴盛之后走向衰落的画派，但张路却使其衰而复兴，从院体画法度森严、高雅精丽的重围中冲杀出来，一变而为粗放狂野。这足令恪守传统格局的文人才士们目瞪口呆，群起而攻。张路绘画的艺术特色和杰出成就，不仅冲破了宫廷浙派画法的羁绊，也冲破了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画的格局，故而不但受到宫廷画家们的责难，更受到文人画家们的轻蔑。殊不知张路令一些人诟骂也令一些人赞赏的粗放狂野，正是其艺术中最根本的特质。今天看来，对他的贬抑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客观的。
由于张路作品不题诗文，也不署年月，从其作品整体风貌分析，大致可以断定，较为工细的作品多为前期创作，较为粗放的作品多为后期创作。这幅《渔父图》当属于早期作品。张路生活的时代，浙派活动中心也早已由杭州转到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南京。张路长期流寓活动于此，遂与南京地区的文人画家史忠、徐霖等有了密切的交往，而史忠他们又与吴门画派的沈周等人关系密切，其画风必然受到新崛起的吴门画风的影响。张路文人士夫的出身，也必然与吴门画派有诸多相通之处，画风除院体工整苍劲、灵润精简以及浙派水墨苍劲、狂放纵逸外，又多了文人画潇洒灵秀、典雅清逸的一面。他以自己才智，以比前人更可惊、可惧的笔墨，改换了“宫体浙夏派”的内在情致，使之从宫廷走人民间，为风行一百五十余年的浙夏派增添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