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文局成立于1949年,是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国际传播机构,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外文翻译、出版和发行机构。本研究从机构翻译的视角出发,借助冈萨雷斯·努涅斯的翻译政策模型和斯科特的机构概念,通过文献研究、书目统计分析、文本分析、副文本分析,考察了外文局在1949年至2000年间的图书翻译政策及其历时变化,从而探究国家政府机构的翻译活动以及机构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借助冈萨雷斯·努涅斯的翻译政策模型,在宏观层面对外文局的翻译管理（translation management）、翻译理念（translation beliefs）和翻译实践（translation practice）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研究发现,在宏观层面,外文局的图书翻译政策不仅受制于机构本身的外文出版方针和任务,还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影响。在国家政策和机构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其图书翻译政策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在第一阶段（1949-1959）,图书翻译以政治宣传为目标,将目标受众分为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等三类,借助政治、文学、艺术等文本,树立新中国形象,开展国际政治斗争。在第二阶段（1960-1977）,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外文局将图书翻译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以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为主要受众,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旨在占领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地,对抗苏联的修正主义。在第三阶段（1978-2000）,图书翻译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得以减弱。外文局响应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通过翻译出版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图书,展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友好、开放的国家形象。在微观层面,本研究借助斯科特的机构概念,以鲁迅作品的译介为个案,从选材、译语、副文本和文本等角度,通过层层递进,从翻译规范的角度深入考察了外文局的图书翻译实践。研究发现,外文局对鲁迅的译介横跨上述三个阶段,且其选材和译语均符合各个阶段的翻译政策。通过考察《鲁迅小说选》五个英文版本的副文本发现,外文局根据不同阶段的翻译政策,借助出版物封面、序跋、照片、插图等副文本树立不同的鲁迅形象,或淡化或强化其作为翻译机构的身份。此外,通过对《狂人日记》五个英文版本的文本对比分析发现,五个译本在“信”（忠实度）和“达”（流畅度）方面呈现出逐渐强化的趋势,符合外文局“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但“误译”、加注等翻译策略的使用也印证了其翻译实践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以政治或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国际传播行为。本研究可以加深学界对外文局图书翻译的认识,为机构翻译研究以及未来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