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特殊国情促使晚清士大夫对西方民主的认知遵循着一条“由制度到思想”的特殊逻辑。道、咸两朝士大夫的西方民主认知仅仅停留在政治制度层面的“parliament”;自同治初年起,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士大夫们的西方民主认知才逐渐深入到了思想观念层面的“democracy”和“republic”。在“democracy”和“republic”进入中国的初期,士大夫们经常将其混为一谈,往往将二者粗略地翻译为“民主”。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增多,早被日本学者选中,用来充当“republic”译词的“共和”逐渐进入了国人的视野。“戊戌”以后,随着中国政治改革运动的展开,以及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深受中国传统“主德”文化影响的士绅阶层逐渐意识到了“民主”（“democracy”）与“共和”（“republic”）的涵义差别:“民主”最重要的的涵义乃是“民主之”,具有浓厚的大众参政色彩;“共和”格外强调参政者的道德水平,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显而易见,与“民主”相比,“共和”一词更能表达以道德精英自居,并且始终坚信“国家政治乃个人道德之延伸”的士绅阶层的政治诉求,于是“共和”便得到了士绅们的青睐,而“民主”则受到了他们的鄙弃。由于在推翻清廷、创建民国的辛亥革命中,在“共和”观念的支配下,发起各省“独立”运动的士绅阶层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民初的共和政治势必要体现士绅们的意志。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权威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主德”文化的“崇德”倾向却使新的宪法权威始终无法在一向缺乏法治观念的中国树立起来,这便使此时的中国长期处于新旧权威断层的状态,而权威的断层则导致了军政关系的彻底失衡。军政关系失衡后,军人势力不仅对政治事务横加干涉,而且还武力胁迫共和国体的重要象征——国会、约法、内阁屈从于自己的意志。这种有名无实的“假共和”被白鲁恂形象地称之为“共和幻象”。从本质上讲,民初的共和政治仍属于精英政治的范畴,而“主德”文化的精英色彩一方面促使深受其影响的士绅阶层对人民统治、大众参政的政治制度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恐惧;另一方面又导致士绅们始终对民众怀有道德上的严重偏见,所以他们根本不屑于深入到民众之中,做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的工作。因此,即便士绅精英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对西方的“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还在辛亥革命后促成了中国由“帝制”到“共和”的国体变更,但是广大民众却依然坚守着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根本不晓得“民主”“共和”为何物。所以,当守旧的北洋军阀掀起废共和,复帝制的历史逆流时,思想依旧停留在帝制时代的人民大众往往成为其有力的推波助澜者。民国初年,在北洋军阀和广大民众这两支守旧势力的包围下,新生的共和国腹背受敌,尽管其主要象征——国会、约法、内阁已经完全屈从于军阀的意志,但是却依旧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时时都有被帝制取代的风险。在晚清至民初“民主”与“共和”的演进历程,以及中国政治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主德”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民初共和危机的形成,“主德”文化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想挽救民初的共和危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只有先从文化革新入手,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取代过分崇尚道德、带有浓厚精英色彩的“主德”文化,只有这样,才能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扫清障碍。晚清至民初这段“文化与政治深度互动”的历史无非启示国人:要想促进政治的变革,必须要首先实现文化的革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亲眼目睹了民初“共和幻象”与“复辟逆流”的陈独秀才毅然决然地发起新文化运动,走上了一条“为政治而文化”的特殊道路。